《两颗花楸树》姚鄂梅，北岳文艺出版社，豆瓣8.3分
这是我一见就欣喜的名字。然后就想起鲁迅先生的两颗枣树。
这本书里深藏着四篇中篇小说，《必须学会唱歌》作为开场白，虽然姚鄂梅的书第一次看，还是很惊艳我，“我”是一名赘婿，丧父，辍学，单亲母亲独自生活，在农村背景之下，对“我”的身份认同感是极端低下的。仅有的哥哥则娶回了一位患有精神病的漂亮女人。姚鄂梅作为女性去写非女性视角的叙事，是非常考验笔力的，姚鄂梅笔力运用刻意得粗矿，可以说是很到位。我觉得其中最难的不是去模仿带入男性的角色，而是煽动情绪，一种男性角色中自带的特点。比如作为男主的性格：“我在她床前一声不吭站了近二十分钟，如果我是女人，也许可以跟她絮絮叨叨地说点什么，可惜我是儿子，是男人，还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男人。”作为整个故事冲突线的悲剧高潮是精神失常的“嫂子”，她对婴儿的渴望与毁灭，在姚鄂梅的笔下极具穿透力。
在另外三篇里是正常的女性视角叙述，她们被误诊癌症，她们的婚姻百孔千疮，她们自己内退后，变卖家产回归祖屋而被故乡排斥；她们天生智力缺陷，而被亲戚支配下只会生娃的机器；而她们深陷女性的困境，就像一面面镜子，罗列反射着社会上最真实的女性生活状态，或者这本身就是身为女性最为压抑的形象底色。
不幸者的悲歌里不只有可怜人，还有叫不醒的继承者和陪跑者。比如《必须学会唱歌》里的嫂子发疯苦恋一位有唱歌天赋和梦想的男友，她甚至掐死了自己和孩子；在《两棵花椒树》里的夏芬在被误诊癌症后结识了有作家梦的子宫癌病友倪可；《四十八岁告老还乡》的周全有一位被家族遗传病折磨到三子自尽的姨妈；《围猎现场》里的母亲，在诞下智力缺陷的女儿后不得不选择改嫁，而把女儿托付给弟弟，之后被弟弟早早嫁人生子。
姚鄂梅在后记中的《始于尊重》做了很多解释：
“我从来不会嘲讽任何一种日常生活现象和场景，即使是用文学的方式。我宁肯隐藏好自己，再去靠近，去深入。我也不认为带着文学的眼光去生活，会把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相反，文学会升华生活，我喜欢且尊重带有文学意味的生活。”
“有一次，我们不约而同地指着前面一个样貌气质极其平凡步履极其匆匆的中年女人说：如果有一天我变成这个样子，我就自杀。很快，我们一个一个就要变成那个样子了，但我们谁也没提自杀的事，也许她们早已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但我没忘，我一直记得那个女人的背影，记得我们说出那句话时的天色，以及我们当天的衣着、语气，一切都清晰如昨。”
“那时我还没有找到文学这个归宿，我的生活还是一片蛮荒状态，既匮乏，又粗鲁，还莫名其妙地目空一切。”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天天变得温和而友好，不是岁月令人宽厚，而是文学驱使我重新打量我的过往、我的周遭，文学让我知道我的生活有多浅薄，有多狭隘。”
“我不止一次回想当年我们在那个中年女人背后的议论，试图以此减轻一点我对那个陌生女人的伤害与冒犯。我没想到这种感觉会在我的生命里持续漫延，一直漫延到我的小说里去，导致我的小说里随处可见那种中年女人，她们焦虑、愤怒、神经质、绝望、麻木…….我不嘲笑跳广场舞的中年妇女，不嘲笑她们的纱巾和旅游照，不嘲笑她们的麻将和穿靴子的小狗，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嘲笑她们，她们的笑是胭脂和口红描画出来的，她们穿在裙子下面的秋裤包裹着一双有关节炎的腿，她们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来历，她们每个人都有一部苦难史。我尊重她们每一个，正如尊重博大精深不可捉摸的生活。”
最起码我觉得后记里的一些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原谅我如此大段地引入，想来读这本小说更关注地是中年女性群体，嘲笑她们的同时也在轻视生活，再想想读这本书时我总有一种放弃的急切，迫不及待地烦躁，如此拒绝苦难生活的念头埋藏得很深，它使我们怀疑，使我们没有耐性的是现在信息的阅读方式，它们如同广告一样堆砌我们急需的“解决方式”和“某些捷径”，它们在掠夺我们所剩不多的注意力，我们着急去工作赚钱、循环消费，这是一普遍着急的怪圈。
文学对于现代人来说太长了，首先就是人们无法静下来，其次就是写作方的急切，最后就是读者群体的消逝。市场上大量的流量之作充斥，当然我并不排斥这些作品。文学已经无法进入人们的内心是事实，哪怕在如此情感共鸣之下。此后，我们该如何去写下文学的续篇，我们又该去往文学这个桃花源，它又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