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我的理解：本章夫子以物之实喻人之实。《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在“苗”字下对“苗”“秀”均有较为详细且可信的考证，此处直取其义即可：“苗”为谷物初长（其甲骨文字形为“田”上长芽，亦可明证）；“秀”为谷物茂盛或开花之植株。因此按朱熹注语“谷之始生曰苗，吐花曰秀，成谷曰实......”理解本章即可。孔子这句话直接翻译过来：“（谷物）出苗却长不好开不了花结不了穗是有的，苗长得葱郁也开了花也结了穗但颗粒不饱满的也是有的。”只要有基本的耕种常识就知道孔子讲的是自然事实——能出苗未必能长大，能长大未必能开花，能开花未必能结穗，能结穗未必能饱满。影响因素有种子、天气、土壤、授粉、耕种等。种子本身的基因就决定了能不能发芽、能不能长大、能不能开花、能不能结穗，所以种子是决定性因素。天气、土壤、授粉为自然因素，人为（耕种状态）可以改变一部分，即使以当代科技为前提，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自然界的影响。人的成长也是如此，先天因素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孔子按照学力把“人”分成“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四类，虽然表面上看是“学力”，其实是“基因”——先师孔子、六祖慧能、阳明先生......都是生而知之者！后天环境也是重要因素——出生在怎样的家庭、所处社会环境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家庭和社会环境是个人无法改变的，最大的变量是教育，这就好比是耕种的农夫，有勤惰的不同、对人性把握程度不同、明道的层次不同，明师方能出高徒，蠢父（母）必培养犬子。孔子直接以“苗”引首，可见在主观上已排除先天因素，因为人人皆可成圣是他的思想根基，所以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述而》第二十章）。既然排除这个决定性因素，后天的人为因素就成为唯一“决定性”——那些看似不可改变的自然因素都可因为人的主观能力而改变，虽然不能“全部”，但一定能“决定”。同理，人的成长虽然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决定性因素一定是自身是否能恒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言语意旨：古代注家多把这句话理解为孔子承接上章而表达自己对颜渊“苗而不秀，秀而不实”的惋惜，这样理解是对圣人的曲解——首先颜渊并非“苗而不秀”，要说“秀而不实”似乎可以勉强搭上，为何是“勉强”？虽然颜渊早逝，但根据孔子对他的描述和他对孔子的描述（本篇第十一章）互相印证可知，颜渊已达圣人境界，故被后世追认为“复圣”，如此怎能说颜渊“不实”呢？第二，把孔子这句话限制在惋惜颜渊就太窄化圣人的用意了——既然局限于颜渊、局限于感叹，于后世有何意义？若无意义录它何用？因此这句话孔子就是以物喻人，感叹世间学人因为自身的原因要么徒有其苗，仅仅是个人的样子而已；要么徒有其秀——夸夸其谈的假道学，或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其实孔子还有个以物喻理的含义在——江谦先生对蕅益大师《论语点睛》的补注说：“苗是生信，秀是开解起行，实是证真。”可见学人修身的起点是“信”——即对圣人之学要即刻生起“信”心，若有丝毫怀疑则不得其正；其次为“解”与“行”——即确解圣人之言并将其化为具体行为（包括内在念头与外在行动）；再次为“证”，即通过行来验证圣人所述境界。就此而言，孔子说的就是，修身不能仅仅停留在“信”和“行”的层面，必须经过“证悟”的步骤才能达到至高境界。喻人与喻理相较，前者属于广而泛之，连修身的门都没摸到，或说不屑于修身的普通大众；后者是专就修身次第而言之，非前者所能相提并论。

       知行合一：江谦先生所注修身四个次第（信、解、行、证）缺一不可。看似简单的一个字，即使做到第一个“信”都极为困难。前头几个章节都聊到我的个人学习经历，最开始接触《论语》《周易》的时候，都把它当成不切实际的大道理来对待，这是源于不懂，可以原谅。甚至还把它当成“封建糟粕”而嗤之以鼻，这是源于教育，不可理喻。俗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事实并非如此，秦以后的书很多都“有毒”，尤其是到当代出书就像呼吸一样简单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时时警惕其“毒性”和“废话”，所以“批判吸收”是必须的！对于圣人之学需要“批判”吗？能“批判”吗？老子写《道德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释迦牟尼讲经......他们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稿费？没有！为了成名？没有！他们是为了传道、传法而作、而讲，有所谓的“糟粕”吗？当然没有，既然是“道”、是“法”，就是天地人的定律，哪有糟粕？所以《金刚经》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如来悉知悉见......”因此，若对古圣先贤之经典能即闻即信者，都是大福报。在解读《论语》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如前章所说的以“我认为”先入为主来臆测，而应该秉持这样的逻辑：这样理解或断句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语义逻辑，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孔子不会错，只有我们理解错了......只有秉持这样的逻辑来解《论语》，才不至于南辕北辙，才能更接近圣人之义。当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版本流传中的误刻误书，一个是后世儒者对典籍的篡改（宋儒为最），研读理解时更需要参考多种版本多种注释，以严密的逻辑为基础做出确定的分析判断（即《大学》所言审问、慎思、明辨之功）。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必然是只会口说的“伪君子”，只有落实于行，才能“修”掉习性中的劣根，才能慢慢接近贤人、君子，乃至圣人境界。这里的“行”不仅是具体的行为、行动，也包含心念，例如《金刚经》说“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就知晓眼耳鼻舌身意所见所闻所尝所触所感所思皆是虚妄之“相”，当有人骂你、吼你、给你制造麻烦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生起嗔恨心，因为那只是“相”而已。即使暂时无法祛除，也要时时自我警策、时时自我暗示，逐步淡化并最终归于无相。至于外在的具体行为就不再例举。最长的是行，最难的是证。日常生活中除了长时间的行为持守外，更需要通过静坐等方式来修习“静定慧”，最终证得最高智慧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