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影之初影院中频频传来的嬉笑声，继而转入后半部分断断续续出现的抽泣声，这一系列的转变，是作为观众的情绪被故事的情节牵引着，被人物的命运牵动着，被现实的写照牵扯着，我们和剧中人融为一体，他们即是我们，我们是他们的原型，他们是我们的写照。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徐峥扮演的程勇出场就是一个被现实生活逼仄到角落的“失败者”。无钱，离异，有病父需赡养，有幼子需抚育，开的所谓的保健品药无人问津导致连房租也交不起。工作，一事无成，生活，一败涂地。生活的落寞使得程勇身陷囹圄，他家暴，他动粗，他如困兽一般捍卫着自己作为男人、作为儿子、作为父亲的最后一点尊严。那一支接连一支点燃的烟头，是他唯一释放的自由。然而，一切都由一个吕姓陌生人的造访而改变。作为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告知程勇，从印度可以走私仿制药从中盈利。这种仿制药的价格不仅比国内正版药低很多，而且需求量相当大。迫于生活压力，程勇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从起初的冒险赚钱到后来的发家致富，程勇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他不仅结识了黄毛、老刘、思慧等一众干将，更是赢得了白花花的银子。当无数的人民币如雪花般被他们抛向空中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群被生活压榨的病人，他们有的是自己得病，因天价药而望而却步的少年；有的是孩子得病，为挽救孩子的生命而在夜总会跳舞的母亲；有的是为了能见证孩子的成长而毅然点燃生的希望的父亲；有的是身患绝症却只能以传播爱与平等宽慰自己的牧师。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着，乞讨着，跪求着，如今，廉价的防止药带给他们甚至是他们家庭生的希望。

当程勇来到吕的家中，吕望向自己熟睡中的儿子，温柔地轻轻地告诉程勇：“孩子没出生时，我天天想死。看到他出生的第一眼，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此时，一缕阳光折射在吕的脸上，那是作为父亲最简单、最朴素的告白。当吕的妻子烧了一桌菜感谢程勇，并拿着一杯白酒一饮而尽时，那是作为妻子对程勇最真挚、最简单的感谢。

这份来自患者家属的情义，感动着程勇，激越着他的心灵，从那一刻起，他的药不仅治愈病人，也治愈他自己。

然而，走私药品终究会惹事。于是，警察闻风而动，那是他们的责任，捍卫法律，义不容辞；于是，正版药厂提起诉讼，那是他们的责任，维护版权，当仁不让；于是，假药贩伺机而动，那是他们的“工作”，从中牟利，理所当然。当身为警察的曹斌（程勇的舅子）抓住了贩卖假药的黄毛，其中一位受益的老者，老泪纵横：“我得病三年了，为了吃救命药，吃光了房子……谁家没有个生病的人呢？您能保证你这一生永远不生病吗？我不想死，我只想活。”当老妪枯槁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曹斌，他，这位伸张正义的警察，法律的代言人，心理的天平却在这一刻瞬间崩塌。他不能背弃自己的职责，却更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曹斌眼中晃动的是纠结、是同情、是自责、是愧疚、是不忍、是无奈。于是，在一波冷水泼面后，他决定——放人。

此刻，是严明的法律，是病人的哀求，法理可以无情，但执法者终究有所抉择。

为了避免过多的风险，程勇决定将仿制药的代理权转交给曾经的骗子，真正的假药贩——张天林。然而，真正让程勇重操旧业的是，吕天益的病危。当张天林再次以高价药出售仿制药，并从中大量牟利后，跑路走人，救命药再次断货。当程勇在病房外，听到清创时吕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时，他的眼中更多的是不安、是愧疚、是煎熬。当看到为了保护自己而一把飞车引开警察搜捕的黄毛，最终躺在冰冷的停尸间时，他的眼中更多的是自责、是歉意、是懊悔。

是这群病友的真诚，让他看到了生活的意义；是这群病友的善良，让他重回良知的起点；是这群病友对生的渴望，让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药是仿制的，但人与人的情义却是真金的。

当最后，被法庭宣判后的程勇，坐着警车行进在大街上时，街道两旁站满了所有的病人，他们纷纷摘下口罩，目送这位救人的英雄。他们的脸庞映衬在警车的车窗上，与程勇的泪目相呼应。这时，影片给了一个慢镜头，一个特写镜头，已离世的吕天益和黄毛也出现在人群中，他们一起告慰程勇，生命值得被尊敬。

好在，法理的天平也终究在情义的秤杆上有了微调，当我们看到最后被提早释放的程勇，以及将天价药纳入医保后的改革措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天已经来临。

虽然，影片直指社会，针砭时弊，不遮掩，不虚妄，但最终尚能以社会主流价值观收尾，无疑是带给人们以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