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杭州，某餐饮店。

        两个男人隔着一张沾着污垢的方桌对坐。

        居左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大腹便便，富态横生，一抬头就是满额的皱纹，好比水中泛起的涟漪，凹凸有致。两只贼溜溜白多黑少的小眼睛咕噜咕噜转个不停，仿佛棕黑色的瞳孔中贮藏着极深的城府，让人一眼瞧不透。仅从他的相貌，就能嗅出一股浓浓的市侩之气。

        坐在他对面的则是一个小青年，虽谈不上铜浇铁铸，但也论不上羸孱不堪。相貌很平庸，既不是眉清目秀，也不是奴颜婢膝。总之，倘若把这粒“沙子”扔进茫茫沙滩，他绝不会像一些沧海遗珠散发出光芒，而是黯然失色，让人再也找不着。属于典型的“路边大白菜”类型。

        中年男子从脚边摸起一瓶啤酒，娴熟地拨起桌角上的扳子，拇指向扳子上轻轻一顶，“嚓”的一声撬开啤酒盖，白沫从墨绿色的酒瓶中争相涌出大半。他顺手一丢铝盖，“哐当”划过一道弧线落地，仰头痛饮一阵，又“当”地重重把酒瓶架在桌上，引来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他仿佛是故意一般又长长打了一个嗝，两眼放光，脸蛋上像抹上了胭脂，泛着桃红。

        顿了一下，他豪爽道:“黄昏啊，你来我们报社上班吧，哥们儿工资尽量给你多开！跟你合作，准能大捞一笔！等弄一笔大钱，咱俩到北京去庆祝庆祝，听我一兄弟说，首都是个好地方，嘿嘿……”还没说完，中年男人又傻乎乎地笑了，呆滞的目光和质朴的笑容让人难以辨别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对他而坐的小年青本来听说了被正式雇佣，还咧着嘴笑嘻嘻的呢。但一听到“北京”二字，全身立刻像打了一个冷战，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又一幕陈年往事，笑容随之僵住了，被收敛了回去。但他马上觉得这样不妥，就晦气地挥挥手，换了一个话题……

      我就是那个被中年男人唤作“黄昏”的小年青，今天是我的二十二周岁生日 。

      年过加冠，未至而立，是一段鲁莽与热血并存的青涩年龄。自打离京只身闯到杭州以来，我的生活向来很简朴。平日里打打杂勉强维持一下生计，几乎三百六十行什么都愿意干:或到街上卖卖报纸，或帮杂货店小老板看看店，或写些东西投到一些小报社……如今的信息时代和商业时代让前两者落入垂暮之年，再无八九十年代龙腾虎跃的景象。所以呢，我只好待在租住的四十平米小公寓里，写一些文章，祈祷能被报社出版社青睐，千万别泥牛入海。只要能解决基本的温饱，不至于衣不蔽体，我也就知足了。谁会对流浪生活寄予太多美好的期待呢?

        这种日复一日的流浪生活，直到我二十二周岁生日那天下午才结束。

        那天四点多，我和余主编，就是那个中年男人吃完饭回家，一路上醉醺醺的，劣质的酒精强烈地麻痹着我的小脑。好不容易找到那幢破败的附满爬山虎的小楼，昏昏沉沉地扶着栏杆，一步一晃地爬上楼梯，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才找到钥匙，颤颤巍巍地要开家门，发现门根本没锁。

        遭贼了?我惊出一身冷汗，酒醒大半。

        不会吧 ，此等穷巷陋室，焉能有小偷光顾?我极力安慰自己，大概是出门忘锁了。

        突然，我感觉身体变得轻飘飘的，骨架快支撑不住躯体了。脖颈上，脊背上，小腿上，像爬满了恶心的蠕虫，越挠越痒。痒得我龇牙咧嘴，却束手无策。

        忽然，家门被缓缓推开了。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脏也随之“咚咚”跳得越来越快，瞪大眼，惴惴不安地等待家门的另一侧下一秒出现的会是什么。

        幽幽的门缝中伸出一支肌肉横生的手臂，腕处纹了一个不大的暗红色的骷髅标志。

        我紧张地发抖，本能地想后退。但酒精的作用让我迈不开腿。有点像武侠小说中被人点中了某一穴位或者中了蛊毒，无法动弹。

        我突然意识到，恐怕是酒里下了药。但，是谁想害我呢?是余主编?不像啊，他人是奸诈了一点，但无非是图钱。我就一无产阶级，没钱没权，不应该啊。那，是暗中有人指示?这倒合理，几张红票子就能蛊惑他心。

      门缝中伸出的手猛的一伸，疾如旋踵够我的面前，如一把老虎钳有力地捂住我的嘴巴。我大声的像呼喊，但无济于事，只能发出“呜呜”闷声。我憋的难受，拼命地用鼻子吸气，但闻到的是一股难闻的化学物质，随即两眼一黑，昏倒过去……

      我睁开惺忪的双眼，这一觉睡的着实舒服。药物的反应已经消散，头脑也恢复了清醒。让人有一种昨天下午的绑架案只是南柯一梦的错觉，一醒即逝。

        我习惯性想拿右手揉揉眼睛。但发现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的椅子上。绑我的人相当狡猾，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但打结处却在腹前。

        我迅速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一扫身上的惰性，警惕地打量起四周的陌生环境。

        这是一个警察的基本素养。虽然我没有入过警籍，但过去和杭州的一个地方姓梁的小片警，合作破过一些小案件，所以这方面懂一点皮毛。那小子后来破获了三·一五跨境贩毒案，受到中央的赏识，升迁了局长，后来调到了北京工作。

        囚禁我的房间是毛坯，卫生不错，倒不像电影里刻画的墙壁斑驳，臭气熏天。这里布置很简单，一扇半开的窗棂，一扇破旧的杉木门和一个墙角不知干什么用的开关。我很惊讶，房间竟没有安装摄像头，不过仔细想想，人家说不定玩的是针孔摄像头 。

        我大约处在四楼。窗棂许是面东，按照窗外太阳倾斜角度与天色来看，大概是早上十点钟。窗外不远处是一座小厂房，满目“疮痍”，墙壁斑驳，或许是二三十年前的产物。厂房畔是一片池水，旖旎的风景在这种荒芜的地域很突兀。池水在阳光的斜射下看起来很深，水已漫上厂房脚，可能是昨晚下了一场暴雨的缘故吧。

        “吱呀”，厚重的杉木门被轻轻推开。

        一个通体被白色布匹围裹的“白衣人”如幽灵般悄无声息的踱步而入，整个身体只露出深邃的双眸，衣服的样式有点像阿拉伯女人穿的袍子。他幽幽盯了我片刻，便去把半开的窗户虚掩。

        当他抬起手拉窗户的一刻，手腕因宽大的袖管向后拂而露出，麦色的手臂上赫然纹着一个暗红色的骷髅标志。

        同一个人！

        是邪教?这是我头脑中浮现出的第一个荒诞却实际的想法。如果是这样，那我八成是要被献祭了。我不无悲伤地叹息。不过，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太窝囊了。

        我鼓起勇气，用变了调的沙哑的声音问了一句:“我，在哪?”

          白衣人幽幽的瞳孔里充满了戏谑的得意与嘲讽:

          “北京。”

          我一怔。

        从北方奔走到南方，如今又回到了起点。

        人生就像给我开了大大一个玩笑。

        我的思绪不禁飘回了2009年的那一天。

        那天是爸爸的三十八周岁生日。我放学冲回家，发现家周围被围上了黄色的警戒线，线上标满了大写的“POLICE”。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了这个单词，心头不由一震,哀哀地祈祷。哆嗦地钻过警戒线，跨上门槛，被屋内的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告知，父母午后双双服毒自杀。

        我调转身体，“哇”地离开了家门。那已不是我的家了。没了父母的家还是家吗?这就好比没了双翼只剩下驱壳的鸟还是鸟吗?没了枝干只剩下虬枝的树还是树吗?……

        爸爸妈妈绝不是自杀！是谋杀！绝对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策划的，为了某一利益目的的谋杀！凶手一定贿赂了法医，制造了假象！那时我哭着想着，朝家的反方向狂奔。泪水沾上青石板路，夕阳斜下，泪珠在北京城的古老的石砖上滚动。欲与天公试比高！

        此时，天空中微微泛黄的云海，也在大放异彩的黄昏中翻滚，宛如激起雷鸣巨响，响彻九天之上，余音绕梁，哀转久绝！

        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只顾闷头向前跑，微红的脸颊上的泪痕在在擦身而过的狂风中淡去。我跑过一个又一个街头的拐角处，最后停在了一个车站。

        我鬼使神差般地搭上了去八达岭的公交。

        我鬼使神差般地来到长城脚下。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我从未到过长城。不是我不向往，而是被父母命令禁止。我曾经小心翼翼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去一睹长城风采，但他们总是搪塞我一下，或者抱臂不给予我回答。我从他们的眼神与眉宇中，看破了一种极力掩盖的惊慌失措。

        黄昏时刻，万里长城不啻一条古老的蟠龙，盘卧蛰伏在巍巍八达岭上，不丧严穆，仿佛下一秒它就会摆一摆承时变化的龙身，昂起金黄色的龙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朝着云海汹涌的天穹长啸一声。激昂的龙吟震响九天之上，九泉之下，世间万物，为之臣服。古老的墙身横架中原东西，随山峦的隆起而爬升，随山谷的凹陷而下落，绵延数千里，穿沙漠，过草原，入渤海，名震四海。

        平生第一次瞻仰长城，桀骜不驯的眼神化立刻为热血澎湃的贲涨。我突然没来由地觉得，我跟这长城，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缘。渐渐，我冷静了下来，头脑恢复理智。

        如果是谋杀，并是觊觎利益却未果，那么我极有可能是下一个目标。最能保全自己性命的方法，只有离开北京。敌人在暗处，我在明处，只要敌人高兴，随时能让我也“自杀” 。这虽然是一种假说，但毕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我可不愿用生命做赌注。

        但我始终搞不明白，父母都是平平庸庸的平民百姓，有什么能让不法之徒觊觎?

        不过当务之急是离京，去哪?我有些迷茫，九十万平方千米的中国，细细想想哪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忽然想起赵构南下逃亡临安，建立南宋政权的历史故事。时间跨越千百年，命运却如此吻合。

        我决定了，明早出发，僦居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那年，我才十五岁。

        然而， 临安临安，毕竟是临时安全。七年前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劫我终究没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