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里通电话，得知冬子家今年过年应该会办酒席，要嫁女儿。说原本是计划去年过年办的，因为疫情反复取消了。
其实冬子女儿出嫁这事应该是早就能预料的，只是现在突然间听到，又感觉十分不真实。
冬子是我的儿时玩伴，两家的房子一前一后，相隔不到一百米。对于90一代的留守儿童们来说，这几十米无不是记忆蓬生的地方。若是回到若干年前，这个夏天我们可能会伙同几个伙伴背着大人去河沟里摸鱼和洗澡，或者在午饭后挤在邻居家看《春光灿烂猪八戒》，有时候也会一起去抓金龟子、坐在地上弹杏仁。总之，只要在一块，我们都是在琢磨怎么玩，扇烟盒、跳格子、打纸格……特别是傍晚时分，山谷里的嬉闹声永远是等到天黑大人们呼喊时才会停歇。当然，快乐从来都是短暂的，一起嬉闹之余也有一些逃不掉的痛苦。七月中旬，天刚亮大人会叫我们下地掰玉米，起床后我们几个孩子一定会坐在门槛上发呆，直到被催促才背着背篼出发。如果经过冬子家，他要么正坐在门槛上发呆，要么刚发呆过。这是前一天傍晚嬉闹的少年们最一致的起床仪式。如果不出意外，这种情形还会在八月里再次出现，因为那正是收稻谷的季节。
比起丰富的娱乐生活，和冬子一起上学的记忆就少了太多，仅有的片段停留在下午放学时大家一起唱着歌回家、在麦田里摘些野豌豆角边走边吹。山里的孩子大多会在初中毕业前辍学，冬子似乎比较有远见，他四年级没念完就不愿意再去学校了。上下学路上，我们时不时看见他在田间里放牛、在山坡上放羊；傍晚我会常听见他在赶鸭子、唤鸡。偶尔课间，同学会提到看见冬子在田里学习耕田或育秧。冬子个子长得蛮快，但出门进厂还是太小了，只得先当几年农民。
冬子的农民生活很忙，忙到再难加入傍晚的游戏，不过这不妨碍我们去他家。从侧屋进门，那是一间用竹条围着两扇土墙编制的杂物间，屋顶铺着稻草，房间里放着犁头、自制独轮车、风车……点点亮光透过泥巴没敷上的竹条缝隙投射进来。冬子家没有装电，过了杂物间就暗了下来，紧挨着的卧室和转角屋几乎没有光线，不过走得多了也还自然。折过转角屋后并排着的依次是厨房、后屋和猪圈，光线从后屋的门洞里照射进来，厨房依旧显得昏暗，灶台后的墙上开了个盘子大小的孔用来采光。我们看着他熟练地烧火做饭、砍猪草、洗碗喂猪……我喜欢中午去他家，在他们一家人吃饭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直到他收拾完准备下地。慢慢地，这样的机会也少了。非典那年，我去了镇上上初中，串门便只能在假期进行。寒暑假的傍晚，我们偶尔会循着他的歌声爬到山头去看他放羊。不过没等两年，冬子就出门了，他家人说他去了广州。接下来几年间，院子里曾经一块追逐的伙伴几乎都相继辍学打工了，剩下几个0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再也无法支撑起山谷里过去热闹的流动舞台。每次放月假回家，我会拿着英语课本去冬子过去放羊的那些山头上朗读。冬子和伙伴们都走了，除了老人们唤鸡鸭的声音，我支离破碎的读书声成了山里昔日喧闹唯一的祭物。
冬子好些年没有回家，听说在广州进厂工资还不错；高中毕业我去了江苏上学，也多次陪着父母在异地过年。就这样，我们一直没有联系。17年年底我回到家里，冬子的婚礼刚刚结束两天。傍晚我坐在院子里玩手机时，一段熟悉的腔调从山头的马路上传来：“老大~上来耍会~”。恍如昨日重现一般，我顿了顿后向着山头慢跑过去。“你好久回来的？怎么回来得这么晚？”还没走到冬子就询问着。他长高了不少，也胖了很多，上嘴角不知何时冒出来一颗大黑痣。他掏出烟来给我打，我摆了摆手说不会。“你小时候都还偷你爷爷的旱烟抽，读了书烟都不抽了嗦？”我竟一时语塞，显得有些怯懦，只是努力尝试着寻找话题。我们的对话很快结束，一问一答，像是面试一般，只是这一次，穿着皮夹克和皮鞋的冬子是面试官，自信而老道。
冬子的婚姻早已成为左邻右舍私下闲聊的话题。他的老婆是在制衣厂认识的，隔壁乡的，比他大十岁，离异，带了个16岁的女儿过来。邻居们议论起这事时倒无讥笑，反而带着些同情和祝福感叹道“不论怎么说都凑合着有了一家人”。冬子是抱养的，他的父母身体不好无法生育，全家的收入就靠着务农。一家人起早贪黑多年，仍然过得比较困难。几年前，国家危房改造项目为他家盖了新房，冬子在这里迎娶了他的老婆。冬子老婆带过来的女儿骨骼大、个子高、长得标致。春节回家后也帮着家里忙前忙后，时不时穿着筒靴在地里割猪草，或背着一家人的衣服去堰塘洗，但从不串门。很难看出是个00后出生的孩子，操持家务时有着传统农家姑娘的气质，朴实且勤恳。所以，尽管还未成年，村里不少家庭找人去冬子家说媒。
一晃四年过去，冬子的儿子也3岁多了，如果顺利，今年冬天他的女儿就会出嫁，外孙也将在明年降生。当我们还在想着成家立业时，同龄的冬子在五年内走完娶妻、生子、嫁女、当外公的历程。慨叹冬子的人生之余，不免让人联想到在大城市漂泊的意义。
前些天，一位友人突然问我他是不是不够努力，因为他的父母认为他应该再拼一些。他985高校毕业，现在是私营中学的老师。 “三十岁，一把年纪，没什么成就，无车无房……看着别人弹吉他，发现自己也没个一技之长。”，他道出了我们这一群人共同的茫然：选择读书，考上大学，曾以为自己是全村的希望，后来成了全村的笑话。我们是否还可以更努力一些呢？再拼拼业绩、再多做几个兼职？我想起了住在广州城中村的同学节约到夏天不开空调、一年四季用冷水洗头洗澡，试着说些宽慰的话。“本可以活得自在，但偏偏被裹挟着去比。不知这算“中年焦虑”还是算‘内卷综合症’。”他回答道：“这个时代，中年焦虑提前了”。
是因为要求太高了吗？还是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有人高喊着“拒绝打工”骑着电动车送起了外卖，有人不甘心“内卷”却又逃不出“996”怪圈。当全网喊着躺平时，我们好像没有一点点勇气躺下去。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活法，像冬子一样活着，这些天我一直思索这个问题。很显然，做不到，但又改变不了什么。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我们在这山间徘徊。
祝福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