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的学生，一个台湾籍的高中生，突然问我全球暖化的问题。他说，按着全球暖化的说法，每年全球温度上升零点零几度，那过个几十年，像南方比较热的地方的人会不会热死啊？作为一个来自台湾的孩子，可以理解这种担心。其实我觉得他是带着一种对“科学”的质疑来问的；言下之意，这理论要是说会热死人，我才不信呢！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每年上升多少多少度，这只是一种假说。就像天气预报问题一样，是个不确定性问题。全球虽然现在在变暖，不代表以后也是，今年升高几度，也许明年就会下降几度。看着他渴望知识的眼神，本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原则，我又展开跟他讲了确定性问题和不确定性问题，什么“混沌”、“蝴蝶效应”、“非线性问题”等等。最后落到结论，不要迷信科学。倘若谁真的完全相信（或者完全不信）几十年后会热死人，那不就是迷信了所谓“全球暖化”的“科学”了吗？事实上，很多科研者都研究过这个问题，结论不尽相同，因为每个人的假设、模型、算法都是不同的。无所谓对错。

最后，我跟他讲了人类智识有限的“悲观结论”。所谓科学，尚未发展打牌“小朋友们”想象中无所不能的程度。甚至一些最简单的现象，我们都尚未研究明白。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也告诉我们，不存在一个通用的方法能够判定一个命题究竟是不是无法证明且无法证伪的。即存在超出人类理性范围的命题存在。它告诉了我们数学和逻辑的极限，这也差不多是人类理性的极限了。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

作为无神论的国度，诚然，我们不能迷信。但科学并不永远是迷信的对立面；有时，我们反而会“迷信科学”。光的“粒子说”和“波动说”争论了大半个世纪，牵扯了牛顿、胡克、惠更斯等诸多巨头的恩恩怨怨。牛顿甚至曾经写信给胡克，“如果说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此讽刺胡克（胡克长得很矮）。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基于光电效应提出了波粒二象性，才结束了这场科学争论。学界大拿尚且如此，何况我等庸人？科学尚薄弱，唯有埋头苦干，为科学的进步尽微薄之力，而不是将科学奉在高阁，奉为圭臬。

反观常常和科学对立的宗教。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和主宰。众宗教之中，佛教则显得很特殊：佛教是彻底的“无神论教”。圣严法师说，“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科学”。佛教不认为佛陀是创世主。佛陀只是人间的觉悟者，他虽然能觉悟世间的道理，却无能改变世间已有的状态；他虽能化度众生，众生能否得度，尚须看众生是否自我努力。他是教我们一切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一切都有因果业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教也不认为佛陀是独一无二的，一切有情众生，皆可成为佛陀，“佛陀是已觉悟的众生，众生是未觉悟的佛陀”。

而看现在的民间，佛教已经大为堕落。到处修建的庙宇，常因大兴土木而破坏附近环境、甚至杀生；庙宇里到处塑了佛像，要人们对佛像行礼、跪拜、上香、给钱；“公德箱”常摆在佛像前，好像佛陀是要钱的；“开光”得度，成为买卖；人们也乐得如此，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全家平安，早生小孩，升官发财。佛教的盛行，反而是假借了佛陀最不想要的迷信！

其实，前面已经说了，佛陀是不以创始者、主宰神自居的。佛陀甚至不希望徒众仅对佛陀作形式上的崇拜：能够实践佛的言教，“五戒十善”，多行善事，就等于见佛、敬佛；否则，虽然跪拜了佛陀的塑像，也等于没有见佛敬佛。佛陀不过是大教育家和人生导师。从这一点讲，佛陀更像是孔子而不是上帝或者安拉。甚至佛教的戒律，都无须严格遵守。佛教基本的要求“五戒十善”，五戒者，“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者，身业有三，“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业有四，“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意业有三，“不贪、不嗔、不痴”。不过，佛教是开明的。如果不知所做是犯戒的行为，虽做了也不算破戒；如果无心犯戒，虽犯了戒，也不算是破戒的正罪。

酒是五戒之一，饮酒本身并无罪恶，但酒精刺激使人在饮酒后可能犯下罪恶的行为。“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下半句是“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讲的是明朝张献忠攻打渝城，在一庙里驻扎，强迫里面的和尚吃肉。有个叫破山的和尚说，只要你答应攻城后不屠城，我就吃肉。结果张献忠答应了。破山和尚一边吃肉一边说了这句话。他是为了救百姓的生命才破戒的。所以这种情况，虽破戒了，也不是破山和尚的罪业。但是佛教又是律己的。破山和尚吃肉的时候，是抱着“下地狱”的想法吃的，既然破了戒，就要受到惩罚，为了城里的有情众生，甘愿受惩罚，甘愿下地狱。这就是前面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己为自己负责。即使佛陀，即使为了救众生，犯下戒条，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佛教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由此看来，佛教反而是最不迷信的。人类之迷信，则使佛教变形堕落。科学也不是迷信的，由于人类之迷信，也可能变成歪理邪说。迷信的，不是科学和佛教，而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