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落日晕红，大红灯笼似的挂在树梢后，缓缓下沉，最后羞红了云朵，牛羊回圈，飞鸟投林，鸡鸣桑树巅，炊烟袅袅融入暮霭。
社员收工后，家中便氤氲着饭菜香，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来了。村中便此起彼伏地“小二喝汤了”、“狗剩吃饭了”的呼喊声响起来了。人们陆续走出家门口，我父亲端着那粗黑的大瓷碗拿着黑高粱的窝头，盛着小半碗老咸菜，悠悠然地来到家门口附近，看到附近的邻居也或蹲或坐地聚拢一起在吃饭。
我是父亲的跟屁虫，也慌不迭地端着自己人的糖瓷缸子，装了半缸子地瓜玉米糊，嘴里叼着个玉米窝头，从腌着咸菜的瓷缸里捞起一个腌制的咸萝卜就往外奔。母亲用围裙擦了下手，却夺过我的胡萝卜，用刀刷刷地几刀切成丝，放入碗中，滴几滴老油，递与我，柔声说：“端好了，别洒了，你爷俩吃去吧。”母亲自己却捞起来一个咸菜片就着窝头“咯吱咯吱”吃得香。
父亲接过我端着的碗，看我喝着那能照出人影子的玉米稀饭，我呵了一下烫红的小手，挨着父亲吃饭。我家的那隔墙邻居二孩子说：“小国子爹，你是越富越会过哩，吃这么寡淡，没油没水的。”
父亲笑说：“一年盖屋，十年聚材哩。只能从牙缝里省点哩。可你飞机挂暖瓶——生活高水平哩。吃上咸鸡蛋哩。”我就盯着二孩子的一鸡蛋看，二孩子看我嘴里流了口水，就招手，我虽看着二孩子笑得狡黠，可还是不自觉地挪过去了。二孩子用筷子给我挑起他的咸鸡蛋一块，我忙不迭地张口快乐地去尝。刚入嘴我就呸地吐出来，一脸懵圈，怎么只是咸，口味却是豆腐渣味？父亲与二孩子便对视而笑。
接着二孩子搔着头皮嘿嘿地笑：“呵呵，这不，我家小军子到了到了给他说媳妇的时候了，用鸡蛋壳装上咸豆腐渣。”我吐了下舌头作鬼脸：“你这是猪鼻子插葱——装象。嘻嘻，看这咸鸡蛋是否能慌个儿媳妇呢。呵呵。”
我西边的邻居土墙上却长出了一个扎着挽髻的妇女的半个身子来，她哈哈笑着，大声大气地问：“咸鸡蛋好吃吗，国子？”我顽皮地诓她：“可好吃哩，都冒油了。可香哩，比海子放在你脖子上的豆虫要肥香得多哩，老外奶奶。”其余的人都哈哈大笑。老外奶奶一听是编排她。想起了下午上工时，海子趁她休息时悄无声息地拿起一个蜷伏在豆叶的肥胖的大豆虫，一下子放在她的脖子里，老外最怕的是这东西，脖子一凉，还在蠕动，惨叫一声蹲坐在地上，众人好一阵忙乱才使老外清醒过来，让队长追赶着海子好一顿饱揍。
老外听着这话中弦外之音，焉能不恼？喝骂：“三岁看老，你这小屁孩不大，怎么那么能蹩坏呢？大了更是个坏小子。”
正说笑间，小军的二爷爷背着个粪筐，右胳膊窝里夹着一个拾粪的铲子踢踢踏踏地慢慢晃来，父亲便移动笑问：“二大爷，你回来了。做饭没？”二爷爷依着墙脚喘息着说：“还没呢。”我看着二爷爷驮着背，横披着一个补丁褂子挪到我家西边的院子里，把粪倒进坑里，沿着二十多级的台阶，艰难地走上去，“吱呀”推开他的老旧的木门，挪到屋里去。父亲叹息说：“这老光棍没儿没女，孤苦伶仃，没人管没人问，要是有个病有个灾的，也是个事哩。这回家也是冷锅冷灶的，也是个可怜人哩。”
二孩子却摇摇头说：“休问他人瓦上霜，现在自家门前雪还扫不起来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看我家大军，半大个小子，吃死老子。比我还能吃哩，可生产队的工分就分那点粮食。俗话说，年好过，春难熬。过了春分就青黄不接打了饥荒，猴年马月能给儿子说得媳妇？说媳妇，也得有个鸟笼子来装金凤凰，我家就这两间西厢房，媳妇往哪里装？盖屋，两手空空，想想都愁死个人哩。”
大家都不说话，闷头吃饭。这时，我的奶奶，巅着小脚摇着胖矮的身体向我们走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我：“国子，你看奶奶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了。”我跑去迎接，接过奶奶碗中的黄豆酱，一看，金黄油亮，伸出舌头舔一下，咸还有点清香爽口。笑逐颜开地对奶奶说：“好吃，奶奶真好。”奶奶便慈祥的脸笑成了石榴花儿，我把倒酱入了吃干净的父亲的菜碗中，一蹦一跳地将碗还给了奶奶。
“小来，给我点水喝。”大坑北沿的关公庙旁 西边的土屋里传来银他娘的啼饥叫寒声，那瘫在床上多年的银他娘孤居在满是大小便的屋中，正在凄凉地长一声短一声地叫喊着他的儿子，正苦苦地等待着银给她送晚饭。
童年时我家的农村生活如混沌梦境，天下雨，庭院里一片泥泞，雨水淋湿柴火，浓烟呛得拉风箱的父亲咳簌，吃过晚饭，我们摸黑儿上床，半夜鸡叫，猪儿哼哼着把院子里的土，用长长的嘴拱起一处一处的土堆。
父亲对母亲说：“农民呀下地挣工分，一天拾分的工分，全年的工分到岁末时分得的粮食却不够吃的，人们喝着稀汤吃着黑窝头就着自己家里腌着的老咸菜，有时农家用柳条编织筐拿集市上去买，更多的时候呀是养几只鸡，指望着从鸡屁股后换些油盐酱醋茶，还得指望着它来交我们的学费。”母亲累得已打鼾。
早上父亲照例早早地起来，响响是咳嗽一声，抄起扁担到我家西边的光滑的石经台上去挑水。
生活是一条缓缓的河，平静地往前流过。到了七十年代末，平静的生活起了大的波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农村包干到户，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允许人经济的发展，并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全国生产力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这样苦苦地支撑到时八十年代，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责任制，要把土地承包到户了。生产队长成新一早就站在生产队的场屋前，召集全队的社员齐到生产队前，把场屋作价卖给个人，分开宰杀的牲畜，然后带领全社里的人到田地里去，拿着皮尺按每家人口多少丈量土地，这样每户都分得自己的责任田。
我家所处的院落，紧邻在我家祖屋的东南角，原先却是有着两米多深的大坑，宅基地有四分地大小。那垫宅基地的工程是浩大的。我外祖父家便大力相助，外祖父便组织了十几挂大马车，浩浩荡荡地为我家运土垫宅基地。我们家盛情款待饭菜，他们却不肯收工钱。这样垫了十几天，便大致把宅基地垫得有了规模，我与父母亲一起把他们欢送走中，其余的我们便一地排车一地排车地来拉土，就如蚂蚁啃骨头一样，慢慢地搬来土，一点点地堆积，拉了一秋天的土，才把宅基地垫好。
俗话说，一年盖屋十年聚材，父亲如小燕子叼泥一样把一点点的建材准备齐全。便邀请邻里来帮忙造屋。邻里出的是义工。我们只管管饭，吃的是馒头与猪肉粉条大碗菜。晚上我们在我家的宅基地上玩得欢，大人们点起手提罩子灯，“咿呀嗨，咿呀嗨”地唱着夯歌，那重重的石夯被十几只大手拉着绳子一拉一松，它便顺着扶着的夯把有节奏地起落，屋基上便留下齐整的夯实的夯印，这样就把掺了石灰的土夯实了。
一晚上把屋基夯好，第二天便是垒屋基，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石匠锤子早子“叮当”响，打磨好石头，几个壮汉便赤膊上阵，颤微微地抬着石头摆放在合适的地方，有几个人便把石头垒齐整结实，用灰浆焊接结实。
下边便是打土墙，先是作混凝土。把土地用水洇好，然后混合麻与一麦秸，用铁钩把它样搂均匀，用脚踩好，用两夹板筑土，后边紧接着用木板打筑好地土墙，墙面便平滑结实。筑到三四米，便上梁铺高粱秸，然后往屋顶上上土，上土到一手掌厚，然后上泥，用磨板把泥抹好屋顶。这样浩大的家庭造屋工程便告竣工。在工程中全是邻居的帮忙，他们有说有笑，喝的是散酒，一人一大碗，吃的是大碗菜，喝的是大碗茶，历时一个月，便造成了我家的土屋，营造好我们的新家。
我们家的院落经历几年的风雨，已有些破落。柴扉土墙，低矮的土墙上稀疏地长着一些青草，随着季节青了黄，黄了又青，在风中瑟缩发抖。有两棵榆树，却已经干枯死了，用一条铁条拴住可以晒衣被，我家的正屋是三间正房土屋，北墙却已经开了两个手指宽的大缝，矮小的石头基础上的土被进一雨水漫上了碱花，不得已父亲便在屋子的土墙上挖补了些地方，填补了些青砖，这样那土墙面恰好老人脸上时隐时现的沧桑的老人斑。那屋顶上是高粱秸搭成的，却也久远失修，便有些脱落，下雨时便外边大下，屋里小下。
在一雨夜，父母看着屋子里雨漏无干处，把我腾挪到一处干燥的地方。那是在土墙上钉了两根木棒，上边搁置一条木板，木板上放着一些棉被。我在睡梦中被父亲抱到那木板下，不曾想那土墙被雨水打湿，那木棒松脱，随之压着重重的棉被的木板往下急速坠落，木板的一角便砸在我的右眼角下的面骨上,我立时疼醒过来,那鲜血如注,顿时血流满面。
父亲惊呼一声,飞身扑过来,掀开木板,把我抢救出来,用手捂住我的伤口,可血怎能堵得住呀,母亲伤心地大哭又急着吼父亲:“快想办法呀，怎么办呀？”父亲慌忙让母亲堵住伤口，起身拿了一把面按在我的伤口上，血还是堵不住呀，连夜父亲用地排车把我送到公社的医院，医生为我在右脸颊的伤口处缝了三针，那伤口是竖着的几厘米长，那横着缝的三针，到拆线时，因伤口过于长，再加上有点儿感染，伤口与缝的线便落下疤痕，交织恰好成了个“王”字。它一直就伴随着我经历着人生的浮世红尘。
土屋还经历了一次大的风险，差一点付之一炬。我东北有一个小表叔叫小生，他当年是十六岁，大我几岁，与我同住小隔屋。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屋子里浓烟往外冒，我扔下书包，在水桶里装上一勺子水，拖起我家的门下的木头门槛，把它拿掉，伏身往屋子里钻进，一看呀，我与表叔小生睡的床上的棉被着了火，那红红的火正发着暗红，已经着了巴掌大的一片，心中闪过昨夜小表叔偷偷地在床上吸着纸烟，可能是他不小心把烟火掉落在棉被上才收起这么大的火，我急忙用水往火处浇去，可火不灭，我又往外钻出来，提了一桶水，猛然地往火上浇，火熄灭了，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心里突突地跳，看着那被子黑呼呼的死灰，好久才定过神来。
父亲回家来，看到我惊慌的样子，拉过来朝我屁股上打了一把，又搂我入怀，哭着说：“小子，这多险呀，要是烟把你呛晕，火把你烧着了，可让我怎么活。”我这才后怕起来。
土屋装满了我的过去的生活的记忆，屋子里到处烙满我们生活的酸甜苦辣的烙印。老屋现在已不存，可儿时与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活剧永远在脑中的舞台上往复放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