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瓦尔特
那天晚上，我们抵足而卧，彻夜长谈。午夜过后，不知有多少次，说是夜深了，睡吧，结果却总有人，重新挑起话头，再聊上一阵。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最后一夜，非要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不可，但是 ，怎么可能说得完呢？
黑暗中，我们平静地说着话，悠闲而随意，内容却是关乎生死、命运。
我设想着最好的情况，联系上巴贝尔•冯•米伦霍夫小姐，请求她收回检举。我给这位小姐的求见信已经寄出去半个多月了，还没有回音，看样子，情况不妙。
昭告诉我，这位巴贝尔•冯•米伦霍夫小姐是波茨坦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女儿。昭不明白小姐为什么如此对他。
“女人做这种事一般都是因爱成恨。一定是人家深深地爱上了你，你却不领情。”
我再次问起关于38年7月24日晚上，柏林威廉大街上的那次同性恋聚会。昭早就告诉过我：他没去，他根本不知道什么聚会。这我信，但是没有不在场的证明，别人不会相信。像以往一样，昭既不解释那天晚上他都干了些什么，也不能提供不在场的证据。
我心中着急，却没办法生他的气。他一定有难言的苦衷。
既然如此，我便想办法说服昭，好歹听我一次。最后，昭终于接受：在试验的当天，宣布试验失败，昭不治身亡。暗地里，我跟恩斯特事先安排好，想办法把他偷运出集中营。但是昭有个条件，就是我必须发誓：绝不会因为他，因为此事，离开党卫军。我发了誓。这是昭最在乎的：不能连累任何人。我还发了一个誓言，是我自愿的。那将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参与这种泯灭人性的所谓“科学试验”。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下下之策。就算我给昭搞到的假证件足可以乱真，但是昭不可能改变这张出类拔萃、异常显眼的亚洲面孔。德国的亚洲人实在太少了，我长这么大，也就遇见昭和裘两个中国人。我真是想不出，昭的假证件该怎么做？他是算中国人，还是德国人？就算昭可以避过风头，那以后呢？我该怎样把昭送回中国？这些我都不敢想，没法想。
“我当然是中国人！”昭斩钉截铁道。只要是不连累别人，他就来了兴致。他要我拿一张详细的欧洲地图来，他说，他可以徒步翻越阿尔卑斯山，从法国乘船回国。
昭能这样主动参与，我很高兴。不管怎样，总算是有了希望。
至于试验那天的细节，我还要跟恩斯特好好商量，我相信，计划是可行的。试验当天，申克一定会来，皮奥尔科夫斯基上尉可能也会来，但他们不是专业人士，应该好糊弄。
然而我仍然不愿意放弃能够为昭平反的机会。也许我该找个借口，亲自去趟柏林，直接拜访一下那位巴贝尔•冯•米伦霍夫小姐，如果能够说动她回心转意，那事情就好办了。
没想到的是，还没有等我找着借口去柏林，柏林就来人了。
他叫瓦尔特•福斯，跟我一样，也是胡贝图斯•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的学生，比我低三届，该算是我的师弟。在我的印象中，他的研究课题跟达豪集中营的试验完全沾不上边，而且，他也不是党卫军。
“是的，长官，您没记错。”晚餐时，瓦尔特•福斯回答了我的疑惑。
瓦尔特•福斯整洁而英俊，尤其是嘴角边上的两条细线十分引人注目，乍一看上去似乎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阴郁，但是它们会突然爆发成两个酒窝并彻底演变成迷人的微笑。现在，这种迷人的微笑就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但是，经过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同意，我已经改变了研究方向。”
“为什么？这样你前面的工作不是白干了吗？”一同进餐的恩斯特看着福斯，问道。
“那也是值得的。你们知道，现在只有是军队需要的，对战争有直接贡献的科研项目才会得到支持。并且，我也觉得自己适合搞这个。” 瓦尔特•福斯热情地看着两位学长，因为喝了酒，脸色红红的。“对于那些纯理论的研究，我已经腻烦透了，医学，怎么着也是门实践科学，成天摆弄那些标本，搞得浑身都是福尔马林的气味，真叫人受不了。”福斯双手搁在餐桌边沿上，拿着刀叉，停在半空中，前胸也靠上桌沿。“大四实习的时候，我观摩手术，当手术刀划开皮肤，白色的脂肪层中间，慢慢渗出血珠，几乎能听到‘吱吱’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腹部抽搐，热血沸腾，那真是太刺激了，太令人兴奋了。”说着，福斯拿餐刀的右手握紧了拳头，小幅度地使劲一挥，做了个“给劲”的动作。他的眼睛因为兴奋而闪闪放光。
此话一出，我跟恩斯特面面相觑，交换了一个惊讶而担忧的眼神。
“那你该去做外科医生。”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福斯。
“啊！不！”福斯不以为然地叫道，“我明白自己的喜好。我可不愿意成天呆在病房里，看那一张张愁眉苦脸，闻那一股股熏天臭气，听那一声声绝望哀号，我才不呢！”福斯喝了口酒，没有在意我跟恩斯特脸上的表情变化。“所以，这里的试验是最适合我的，我听说在这里可以进行活体解剖。”
恩斯特一听，腾地跳了起来，瞪圆了眼睛，怒道：“什么？你哪里听说的？”
瓦尔特•福斯也被恩斯特的激烈反应吓了一跳，结结巴巴道：“我……难道……”
我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恩斯特。恩斯特瞪了一眼福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我冲瓦尔特•福斯抬了抬下巴，问道：“瓦尔特，你什么时候参加的？”瓦尔特•福斯穿着崭新的党卫军制服，却没有佩戴任何军衔标志。
（注：在当时，1940年初，集中营里的人体试验还是秘密的，只有党卫军可以参加。）
“上星期。”福斯回答。并没有什么尴尬，反而颇为自豪地说：“教授说，要参加这里的试验必须参军。只是时间太仓促，还有些手续没有办好。教授叫我先来，说您这里需要帮手。”
明白了。我转动着手里的酒杯，忧心忡忡。这种情况是我所料未及的。教授对我不放心，派了个人来监视我。而这个瓦尔特•福斯仅仅为了来达豪参加试验，就加入党卫军，其动机要比我纯粹得多。好在，他是我的师弟，以后的军衔也不可能比我高，我还是可以管束住他。我这样安慰着自己，但我低估了瓦尔特•福斯对于科学的热情。
总的来说，瓦尔特•福斯是个认真、勤奋、尽职的年轻人，除了研究病历、整理资料之外，他还主动承担起照顾病人的工作。当然，现在昭已经不需要特别护理了，瓦尔特只是负责订饭，按时服药和打针之类。
我回到实验室，昭不在病房。我刚想开口喊，却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叫了。瓦尔特•福斯来了之后，我与昭，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说笑，也不能再直呼其名。昭已经改口称我“长官”，每次听到他这样叫，我的心就抽一下。而我该叫他编号“79475”的，但是我叫不出来。
我顿了顿，叫了声：“瓦尔特！”然后每个房间找了一圈。昭不在，瓦尔特•福斯也不在，他们会去哪儿？
我紧张起来。虽然已经是二月中旬，冬天最冷的日子已经过去，但气温还是很低，更何况昭清醒后还没有出过医院。
我急急地跑下楼，在楼梯上遇到了瓦尔特。
“你干什么去了？病人呢？”不等瓦尔特敬礼，我就居高临下地劈头问道。
“哦，长官，我带他剃头去了。”瓦尔特站在楼梯上，向上仰着头，被我的语气弄得有点不知所措。
“那他人呢？”
“在……后面……”瓦尔特结结巴巴地回答，搞不清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立刻绕过发呆的瓦尔特向下跑，转过拐角，看见昭正扶着栏杆，慢慢地走上来。
我跑过去，伸手扶他。“你还……”
才说了两个字，就看见昭冲我微微一笑，同时摇摇头，一只手按在我胸前，轻轻推了一下。
那一下几乎没有什么力气，我却不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昭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不要！
我怔了怔。等心头的绞痛过去，还是抓住了那只已经离开我胸前的手。
手是冰凉的，没有戴手套，昭也没有戴帽子和围巾，刚剃掉头发的头皮本来就白，这一冻，更是和脸一样没有一点血色，嘴唇则是让人担心的青紫。
“瓦尔特！”我压着怒气喊道。
立刻，耳边传来一串“噔、噔、噔”的皮靴声。“长官！”
“你待会儿到办公室来！”我向瓦尔特大声命令道，又一次撇下他，也没有看昭，一个人先跑回了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