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人是一种境界，作诗是另一种境界。
所以作诗之法与为人之道不可同日而语。
清人李渔说得好：
“……不抑不回，表里如一之法，以之为人不可无，以之作诗词则断断不可有也。”⑴他的意思很明白：作人应表里如一，要口是心是，不能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作诗则万万不可，这是因为：“如将盛气直述，则毫无余味。”⑵
诚者斯言。
记不清何时见过一则笑话说：女人说“不”的时候即“是”，外交家说“是”的时候即“不”。
这样作人，难免有“花花肠子”之嫌。所以谚云：“人要实心，火要空心”。人要实心，诚实，是一种美德；而火要空心，空则通，通则透气，透气才能燃烧。
可见，作人，要作得实在；而作诗，可不能太老实了。
作人不老实，你的朋友很少；作诗太老实，你的读者难多。
比如作人：你言而无信，再三爽约，欺下瞒上，落井下石，即使备上一桌了宴，请也没人来吃。
比如作诗：不说“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⑶偏说“我们两个要分离，面对面坐着抹眼泪”。门户洞开，一览无余，谁还愿读呢？
因此，“凡作人贵直，而诗文贵曲”。⑷
我的理解是：人的品性贵梗直，诗的表现贵委曲。委曲，即含蓄地表达。
所以我说，作诗是一种境界，作人是另一种境界，不能象作人一样作诗，也不能象作诗一样作人。
二
作诗要用文字表达，作人也要传播沟通。
在此，诗言与人语有其共通之处。
诗言要美。诗的形象要美，诗的意境要美，诗的语言更要美。
老诗人艾青说：“诗是艺术的语言——最高的语言，最纯粹的语言。”意大利诗人卜迦丘说，诗是“精致的讲话”。
实际生活中，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诗”看成是“美”的代名词。
比如：
－－这环境多么富有诗意啊！
－－这工作多么富有诗意啊！
－－这生活多么富有诗意啊！
－－这个人多么富有诗意啊！
事实上也是这样：
真正美好的生活，本质上是诗的；
真正美好的的人，本质也是诗的；
甚至美好的小说、散文、音乐绘画，质里也是诗的；
因此，诗要排除一切丑陋的形象，一切污秽的语言。
人言也要美。孙子曰：“赠人以言，重于珠玉，伤人以言，重于剑戟。”同是言，赠人的言，比珠宝价值还贵重；伤人的言，比剑伤戟刺还要疼痛。
因此常言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一句六月寒。
言为心声。语言美是心灵美的窗户，这个窗户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形象。不少人有过这样的审美体验：
一个容貌娇好，打扮入时的少女，走在街上，会无声地牵动着人们的目光。如果她突兀地来上一句“妈的×”。这粗鲁的语言，与也娇美的容貌即刻会形成极在反差，此时的众人，美感顿遭破坏，有的会扭头就走。我把该类小姐称作：“此人无声胜有声”；我送该类小姐一句话：“要想人夸颜色好，劝君永远悄无声”。
因之，作人，无论你生得美丑，打扮得漂亮与否，话总要讲得艺术点，文明点，礼貌点。
甚至还可再降一格：
人可俗一些，话不能粗一点。人俗，别人知道你是个肉眼凡态就可以了；话粗，常把人陷于尴尬的地步，实难和睦相处。
于诗也然。诗可以熟一些，诗言不能粗俗一些。诗熟，因他人之意，袭他之句，“似曾相识燕归来”，大家知道你是个梁上高手也就作罢。诗言要是粗俗，隔三插四，脓文疮字，不仅大煞风景，甚至难以卒读，怎么能让人心里痛快？
比如：东北某诗刊曾在“爱情诗”专辑里推出一首《题夜壶诗》曰：“阿奴好似君家妾，君却不与奴同歇。急时扯奴上床来，兴尽便与奴分别”。
呜呼哀哉！如此之“夜壶”，形象之丑陋，情趣之下流，文笔之粗劣，竟皇皇然登上爱情诗的大雅之堂，真乃“奇文共欣赏”。见此诗，使人不能不怀疑作者审美趣味的低下和庸俗。难怪有读者拟诗嘲之：“阿刊号称爱情诗，君却偏爱孔方兄。急时哪顾名与实，尿壶也能建奇功”。
无独有偶。一位老诗人曾“改革开放”一首《梦的自白》，该诗写得深沉奇警，入木三分。读后确如该刊卷首语所言：“令人颤粟”。但诗中先后出现六次“他妈的”，两次“他娘的”，一次“他奶奶的”。我不知道诗人为何对女人这么不客气？还有，“便桶里撒尿——我不敢唏哩哗啦”，很有节制的／轻轻放几个小屁”等。读后若品一席上好的佳肴（因为是老诗人）突然发现几只死苍蝇，食兴迭遭冲击，承受能力差的，还得来一番洗肠涮胃之苦。
难怪艾青说：“有人写诗象在拉痢疾。”
我恐怕这些写诗之人：说话象在往外倒垃圾。
三
文学评论中有句老话：风格即人。
这里的“风格”，我理解为诗的风神标格；这里的“人”，我理解为诗人的气质禀性。
这样，风格即人，实是诗人创作个性与作品风格的一致关系。
袁枚说：“作诗不可以无我”。诗中诗人，因“性情面目，人人各异”而诗的风格也每每不同。性格不同，风格不同，但对一个人来说，其人性格与其风格是相似的。
据说，苏东坡曾问一位善歌幕士，他的词与柳永的词有何区别？幕士答曰：“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岁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
幕士的话说得很形象，苏词要有关西大汉那样性格的人，绰着铁板来唱才够味道。而柳词，则需江南妙龄女子，拿着红牙板，清歌慢舞方能传达出情韵。苏词如是，其诗也然，袁枚说：“苏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黄诗如女子见人，先有许多妆裹作相。”⑸这即评出了他们诗格的不同，其实也指出了他们性格的不同。苏诗豪迈率直，常理而言，其人绝不会“妆裹作相”；黄（庭坚）诗妆裹修饰，其人概不会大步迎客。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见苏诗苏词、见柳词黄诗，与见其人无甚差异。于此，可在诗之风格与诗人之性情之间划上等号，即所谓风格即人。
我国古代，不少诗家论者就以人之性情论之风格的。除上以外，《诗人玉屑》也是这样：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⑹
可见，诗的格调如此，诗人气质也不会有多大变化。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⑺
四
人品是人德。人的涵养人有好有坏，所以人德也有高低。这是作人的问题。
诗品是诗德。诗的创作目的不同，因而诗德也有优有劣。这是作诗的事情。
这二者，古代一些诗论家认为完全一致。他们在人品与诗品之间划上了等号。诸如：“人品高则诗品高，心术正则诗体正”；⑻“诗乃人之行略，……见其诗如见其人”⑼等等。
其实不然。
我们不否认“人品高则诗品高，心术正则诗体正”，但并不尽是“诗品高则人品高，诗体正则心术正”。
正如可以说，凡成功之人必是努力之人，而不能说，凡努力之人必是成功之人一样。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说：“文章纯古，不害为邪。文章艳丽，不害为正。世或见人文章铺张仁义道德，便谓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吴氏认为，文品的高下不能证明人品的好坏，正人能作“邪文”。所以，“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⑽比如拿为文的放荡推断为人的放荡，则定会造成冤假错案。王国维《红楼梦评》第五章说：“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外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作亦是淫妇，盖人疴也！”⑾照此推论，“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索隐”⑿则完全成立。果真如此，“作者有忧之，预为之词而辟焉”。⒀待文章皆“辟”成了青一色的高言旷语，是不是个个皆成了“高人雅士”呢？
事实也不是。
魏叔子说：“文章自魏晋迄于今，不与世运递降。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虽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章观人。”⒁很显然，魏氏认为邪恶之人可作正经之文，比如大伪大奸可以作出爱国志士的豪言壮语。
宋代皇帝赵构曾写过一首题金山的绝句：“几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诗中隐然以抗击外敌的中流砥柱自居，实际上他是个辱国丧权、屈服外敌的庸君。所以胡应麟《诗薮》评该诗“殊不类其人”⒂。可见，假如只从诗本身激昂慷慨的调子来理解，定会被赵构欺骗，误以为其人是个坚强爱国的斗士人仁呢！
再如，内心卑劣庸俗的势利小人却文饰出淡泊高洁的君子。晋代有个潘岳，字安仁，当时很有诗名。他的《闲居赋》曾一时风靡。作品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淡于利禄，忘怀功名的高洁圣人。扬雄《法言·问神》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以此看来，潘安可谓一个“高情千古”，不染红尘的贤士。而史书载潘岳其人“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⒃原来，潘岳是一个热衷名利，望尘而拜，趋炎附势，人品卑下的小人。所以，金人元好问寻扬雄之言提出疑义：“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定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急识安仁拜路尘？”
众所周知，“诗言志”之说，袁枚认为“不可过拘”。他说：“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⒄还有一种情况，这就是“为文而造情”，“为赋新词强说愁”。在此种情况下，那情那愁，那恩那爱，即是虚情假意，假仁假义了。因此，《文心雕龙·情采》说：“言与志反，文岂足证！”确实不宜作证。“言与志反”，其目的是多样的：或沽名或钓誉，或欺世或图利，等等。而法国十八世纪一妇人是：“吾行为所损于道德者，吾以言论补偿之”。⒅她作了缺德事，用文章言谈来弥补。（切莫上当！）然若以“文如其人”的说法去推断，则必上当受骗无疑。这种“文是行非”的文人文坛文坛可不少见。
早在清时，陈延焯就发现文学史上“人品不足取而诗品甚高”和“词不足法，人品却高绝”的两种文人，进而断言：“诗词不尽定人品”。⒆是的，不能以诗词之品的好坏断定人品的好坏。然而，怎样对待这种人品与诗品错位的现象呢？
窃以为，作人与作诗，一个是道德标准，一个审美标准，不必将二则渗和一起，去以人品定诗品，以诗品定人品。应该是丁是丁，卯是卯，品诗就说诗，论人就讲人。“爱屋及乌”、“恶其人者，恶及储胥”，不是冷静治学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很看不起阮大钺之为人，但是仍可以喜欢他的燕子笺，这等于说比如我的厨子与人通奸，而她做的点仍然可以很好吃。一人能出一部小说杰作，既然其人无甚足取，我还是要看”。⒇这就对罗！
其实，这很符合当今的人际传播理论：对事不对人。
概括起来讲，就是：对诗不对人；对事不对人；谈诗则曰诗，论人则品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非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之四》）这样优美的诗句认作是花心日记，甚或嫖妓心得，无语。
话说回来，尽管可以把为人与为诗分别论，但我们还是希望诗人讲一讲“文学良心”，既作高尚之人，又写高格之诗，既“铁肩担道义”，又“妙手著文章”。果然如此，那可真是“人品高则诗品高，心术正则诗品正”。(21)
行文至此，回看本文标题，我还有一个想法，即：作不好诗无所谓，不作便是，改行也行。没有那个禀赋硬要当诗人，终身受罪，但作不好人则断断不可。然最忌的是诗作不好，人也没有没作好。
注：
⑴李渔《窥词管见》，见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⑵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见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⑶杜牧《赠别》，《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
⑷⑸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⑹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⑺⑾⑿⒀⒅《钱钟书论学文选》花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⑻（21）纪昀《诗教堂诗集序》，《纪文达公遗集》卷八。
⑼徐增《而阉诗话》，见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⑽《静修文集》卷十一《读史评》，转引自《钱钟书论学文选》花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
⒁魏禧《日录》，见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⒂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出版。
⒃《晋书·潘岳传》。
⒄《小仓山房尺牍》卷十。
⒆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见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⒇林语堂《林语堂文集》。
(202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