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丽华的故事（上）
叶龙海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和其他上海知青一起乘了四天的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龙镇农场。我被分配在一分场二队。一分场位于场部的东南方，距场部大约十六公里。往西可以看见五大连池，往南是连绵的小兴安岭。山脚下是纳莫尔河。分场部与河之间伸展着大片的、稍有点起伏的黑土地。
一分场二队有两个女知青叫丽华。杨丽华是上海人，白润的圆脸上有双笑盈盈的眼。大家叫她古兰丹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女主角）。欧丽华来自鸡西，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淡米色的眼睛，头发微黄，身材婀娜，舞跳的好，还能演小品，是一分场文艺队的骨干。俩人都扎着羊角辫，大概是名字相同，情趣也相投，工余时间常粘在一起，俨然一对亲姐妹。
二队的宿舍门口有一条土路，向东通向二分场。出分场大约两里地左右有一座不大的木桥，桥下是个不大的水泡子。黑龙江的六月，天黑的晚，晚霞绚丽。知青们收工回来，吃了晚饭，擦洗了身子后，换上干净的衣服，三三两两结着伴沿着这条土路向东散步，到了木桥再往回走。两个丽华手挽着手，在这条土路上散步、私语的倩影便成了艰难岁月里温暖的记忆。
农场里下大地的活很艰苦，春播、夏锄、秋收……，拿着小镰刀，拄着锄把，面对着一眼望不到头的田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心里慢慢积蓄着一种心绪，叫绝望。当然还有开化后的泥泞，荒原上肆虐的暴风雪。对于两个丽华和其他一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知青来说，更难忍受的是一些老干部色迷迷的眼光（有几个因奸污女知青而被判刑）。渡过了四年的艰难岁月，杨丽华萌生了离开农场的念头。
1973年，上海的亲友给杨丽华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宁夏银川的一个中学老师，也是上海人。没有相知，更没有相恋，只是为了逃离。杨丽华带着一身的疲惫和满心的茫然离开了农场。欧丽华送她上了胶轮拖拉机。当拖拉机消失在地平线上的时候，两个丽华都不知道，更为严酷的人生磨难在等着她们。
从三公里调到一分场的上海知青冯志刚比杨丽华小两岁，一直把杨丽华当姐姐。请了两天假，将杨丽华送到哈尔滨。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甚至没有悲凉，充塞在心里的是一种无助与空落。俩人再次相见，相隔了41年。杨丽华患癌症躺在中山医院的病床上，手术医生和病房都是冯志刚找熟人帮忙安排的。冯志刚陪杨丽华去就诊、手术、复诊。杨丽华住院时，冯志刚每天去探视，嘘寒问暖。同病室的病友对杨丽华说：你福气真好，有这么好的老公。杨丽华笑了：哪里呀，她不是我老公，是一个农场的荒友，是我的知青弟弟。
欧丽华在农场和齐齐哈尔知青于春雨结婚了。春雨是我的副班长，班长叫童伟强，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在分场和二队领导整我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安慰。
春雨中等个子，身体结实而又柔软，脸色微黄，留着一撇小胡子，喜欢斜睨着眼睛看人。能喝酒、能干活，能打架，出拳奇快。一次在食堂和人打架，让围观的人喊：“一、二、三”，刚数到三，春雨身子一斜，没看清怎么出拳，对方就应声被打倒了。
队里种了一点荨麻，秋末割后，沤在东面小桥下的水泡子里。要等到荨麻沤烂了，再捞上来晾干，然后将麻筋剥下来，编成麻绳。快入冬，水泡子的水面上有薄薄的冰渣，沤烂的荨麻皮成浆糊状，漂浮在水面上，黑乎乎的极臭。春雨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裹着棉大衣，喝了一大口65度的小烧，抹了一下嘴，扑通一声就跳下去了。边上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觉得冰渣子的冷一下子滲到了骨子里。春雨站在齐腰的水里，一面哆嗦，一面叫着：再，再下来一个。我好胜心强，也喝了口小烧，跳了下去。
我在分场干活很卖力，总是干在最前面，却始终没落着好。原因是我喜欢和一些调皮捣蛋、喜欢打架斗殴的知青混在一起，书看的多，点子也多，在这些人中间有点号召力，一分场和二队的领导对我成见很大，说我是一分场黑道的参谋长。在一分场实在混不下去了，鸡西知青刘成焕将我调到了畜牧场，也就是三公里。他在那里担任副指导员，后来升任十三队指导员，又将我调到了十三队。在他的庇护下，我担任过排长、食堂管理员，统计，虽然也很坎坷，终于熬过了十年的知青岁月。1979年知青大返城，我回到了上海。欧丽华随春雨去了齐齐哈尔，杨丽华杳无音信。那段时间，大家忙着生存，通讯也落后，彼此便中断了联系。
回城后，我通过考试进了上海科技大学分校，任职门卫。后来学校送我去同济大学分校在职培训一年，结业后调到学校基建科工作。1984年，分校并入上海大学，更名为上海大学工学院。因为家里穷，我辞去了稳定而且前景不错的工作，下海经商。一介平民，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沒有资金，经过十四年的拼搏与坎坷，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与失败，终于有了一点成就，公司总部在徐家汇的上实大厦38层。
1998年，也是分别26年后，春雨来到上海找到了我，还带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我办公室里劝我去黑龙江投资一个林业项目。一是我对项目不熟，二是公司正在开发几个房产项目，资金紧张，我就婉言拒绝了。中午，我请他俩在上实大厦五楼餐厅吃饭，说过几天陪春雨在上海转转。春雨第二天没来我公司，招呼也不打，不声不响地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一直以为，他有点怨我。我对没有给他一些帮助而心怀内疚。这份内疚埋在心底很多年，后来知道了他的境遇，这份内疚就更深了。
杨丽华到银川后，被推举到宁夏农学院上学，和那位男教师没有感情基础，到了银川不久就友好分手了。农学院读书属于哪来哪去，杨丽华没有和男教师结婚，仍旧是农村户口，毕业还要回农村。他的母亲支内在四川内江的一家工厂工作，为了能让杨丽华报上城市户口，于1979年提前退休，让她顶替进了工厂，在工厂做财务，两年后和同厂的王国权结婚，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成人后，户口落进上海，杨丽华也随着儿子将户口迁进了上海。时隔三十年，杨丽华看到户籍警在户口簿里写着自己姓名的那页盖上“迁入”两字的小戳时，百感交集。
几十年了，杨丽华梦寐以求的就是回到上海，她哪里知道，回到上海，她的人生厄运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