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2日买了伊凡·克里玛的自传《我的疯狂世纪》，两三天后突然从网上看到，10月4日，克里玛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4岁。
至此，被誉为二十世纪捷克文学“三驾马车”的伊凡·克里玛、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全都谢世。
1，
知道克里玛是从他的评论集《布拉格精神》开始的。
这本书收录了他当年无法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和1990年代在国际文学会议上的演讲，一共19篇。书不厚，但内容丰富深刻：有对幼年纳粹集中营生活的回忆，记录了一个少年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有对捷克历史上几个重要转折点（国家被纳粹德国占领、被苏联解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68年被苏联占领、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评论、有1968年和1989年前后捷克社会环境与人们思想上的变化的记录与思考，是论及威权与民主的思想杰作。
《布拉格精神》里有一篇文章： 《重返布拉格》，是克里玛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对话录。在这篇文章里，克里玛谈到当代捷克知识界对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的不同看法。他们俩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家，但昆德拉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法国后舍弃母语而用法语写作，他的法语作品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也招致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界和普通读者的不满，认为他失去了和本民族的联系。而哈维尔则不同，他坚持在国内创作，自然会受到当局的重点关照，甚至入狱。克里玛说，当昆德拉赢得世界声誉的时候，留在国内的捷克文化精英却惨遭打压，被迫丢失了个人自由、教授的职务、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昆德拉在世界上享有巨大声誉，但在自己的国家却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原因。
1968年，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随后，昆德拉的作品被禁。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而哈维尔、克里玛则一直坚持在本国写作，虽然作品只能在地下传播。哈维尔和克里玛因其“始终在场”，而被捷克读者视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捷克文学的代表。
由于这些原因，我对克里玛产生了极大兴趣，陆续看了他的小说《等待黑暗，等待光明》、《被审判的法官》《没有圣人，没有天使》《一日情人》等，最近又把他的自传《我的疯狂世纪》（一、二部）看完了。
2，
《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从童年（1937年）写到1967年（“布拉格之春”前夜），记录了他从集中营幸存者到大学生再到文学编辑的生活。克里玛以冷静的叙述，展现了纳粹统治、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变迁及文学创作环境，而思想的火花就是在一次次事件的洗礼后迸发的。他童年被纳粹关进集中营，成年后反思纳粹的愚忠：“当一个人放纵狂热的想法并放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这个人最后的良知就泯灭了。”
克里玛的觉醒是一点一点的。有一次，乌拉斯达夫人（抵抗纳粹的英雄）来克里玛家做客，她说起苏联也有集中营，这让年轻的克里玛大吃一惊：她怎么可以这样议论把我们国家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盟友呢？
没过多久，克里玛家的房东被抓走了，据说关在某个“劳动营”。爸爸说“他是资产阶级”，但克里玛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建筑师，每天都要去上班。
战争虽然早就结束了，可越来越多的人被定性成叛徒、国家和人民的公敌，随之掀起一场场声势浩大的对阴谋集团的指控。这让克里玛感到困惑，因为这些人也都是捷克共产党的官员甚至领导，难道说我们国家掌握在这些十恶不赦的人的手里？
现实和思考伴随着克里玛的成长。这是一个逐渐醒悟的过程，伴随着国内风云变幻，是一个人的认知的觉醒。
3，
《我的疯狂世纪》第二部，从1968年“布拉格之春”-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写到1990年东欧剧变。
“布拉格之春”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杜布切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新闻和出版趋向自由、对“劳动营”中的受害者重审并平反……克里玛的心情随着改革而欢快起来。但杜布切克的改革引起苏联的恐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五国（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东德）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掐灭了“布拉格之春”改革的火苗。苏联给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白皮书是那么的荒唐：“五个国家的联军于8月21日伸出援手，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与反革命作斗争……”
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克里玛在英国、夫人在以色列度假，他意识到“所有的自由都将结束”。流亡在外的捷克同胞和外国友人都劝他们留下来，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在英捷克公民的一次会上，克里玛说的话掷地有声：国内的人们在为寻求恢复基本自由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每一位正直的人。“国内有我的朋友们，他们正在为争取自由而努力，如果我不回去，我会感觉自己背叛了他们”。
他们冒着可能受到迫害的危险回到了祖国。
当年11月，美国一所大学的剧院邀请克里玛参加他的剧本《城堡》首演开幕式，紧接着，这所大学邀请他讲授两个学期的捷克文学和捷克语言课程，孩子也能随同来美国上学。经过反复考虑，克里玛夫妇和两个孩子飞赴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课程结束后，美国的大学开出优厚的条件让他留下来，就连老革命的父亲在电话里也意味深长地说，想好了，这或许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你最后一次旅行和讲学的机会了。
这又是一次逃离被占领的祖国的机会，但克里玛一家在美国也就待了一年有余，课程结束后还是回到了捷克。
多数朋友对他的回国感到惊讶和不理解，有些人认为他的行为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果不其然。随着政府的管控越来越严，克里玛回国后的境况越发艰难，被开除出记者联盟、护照被没收、失去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一度还在医院当护工。他时不时会被国家安全部门叫去讯问，他作品不能发表，只能在地下流传……这种生活整整持续了20年。
从1968年“布拉格之春”，到1989年东欧剧变，这20年间，捷克斯洛伐克表面上还算平静，没有暴力镇压、物质也没有极度匮乏，但深刻的烙印还是打在了人们心里和道德层面上。那些普通人，虽然极度不满由苏联坦克扶植的政权，可要想过下去，就不得不屈服于当局，但屈服，又觉得羞耻。这种道德困境，导致了大家彼此不信任，人们变得孤独了。克里玛的很多作品真实刻画了人们这种心灵深处的纠结。
与昆德拉不同，克里玛一定要在自己的国家、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写作，哪怕作品只能在地下流传。他要看着时代的变迁，他把他和朋友们的命运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进程交织在一起，思考极权主义下的人性困境与思想自由。
4，
读这两本书，作者平静地讲述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在冷静质朴并略带幽默的语言中藏着犀利与愤懑。那一桢桢画面，就像在看一部为自由而战的东欧知识分子的电影，日常生活的经历娓娓道来，结合着国内风云变幻，作者的反思，也是东欧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
书里，大部分章节的结尾都附有一篇主题杂文，探讨“思想杀手”“乌托邦”“恐怖与恐惧”“信仰”“独裁和独裁者”“知识分子的背叛”“宣传与愚民”……将个人回忆和思想探讨结合起来，让叙述更有思想深度，大大突破了传统的自传形式。
这两本书，豆瓣分别给出8.7和8.6的高分，这无疑是对作者努力做一位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反思者的致敬。
（文中少部分内容曾在“简书”平台首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