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1585年3月9日—1646年4月20日 ），字幼玄 ，一作幼平、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世称石斋先生，祖籍福建莆田 ，生于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明末学者、抗清名臣、书画家、文学家。
铜山是一个孤岛，岛上有一座石室，黄道周从小“坐卧其中”，后来给自己取号“石斋”，学者称他石斋先生。一个从石头屋子里走出来的人，一辈子身上都带着石头的气味。
他的父亲黄季春“性情豪放，有胆有识”，精研理学，写得一手好字。家里穷，请不起老师。他七岁开始读父亲的书，“过目成诵”。十四岁那年，他说了一句话：“慨然有四方之志。”一个十四岁的穷孩子，站在铜山的海边，想到的是走出去。
他听说博罗有一位韩大夫，家里藏书很多，就一个人拄着拐杖走了很远的路去拜访。韩大夫跟他谈了一番，大为高兴，说了一句：“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谁！”——这是真正的读书人，将来担起这个道统的，不是你还能是谁？韩大夫留他住下，把家里那些他从没见过的书全部翻出来让他读。他“尽观所未见书，俱录以归”——全部读了一遍，抄了一遍，带回了铜山。
有一件小事，能看出这个人对自己有多狠。二十六岁那年，他路过河南，有人问他天象的事：北极星在不在中天？日影在不在偏南的位置？他答不上来。回去之后，“愧恨不食”。因为答不上两个天文学的问题，他气得吃不下饭。此后两年，他每天晚上搬一张竹几坐在院子里，看星星，算了两年，才把“南北中分、阴阳赢缩”的道理搞清楚。后来写《三易洞玑》，白天布算，夜里测分野，“昼则布算，夜测分野”。
他一生中所有的“硬”，都是从这种地方长出来的。不是天生的胆量，是一种不能容忍自己“不知道”“做不到”“站不直”的东西。
天启二年，三十八岁的黄道周中了进士。和他同榜的有王铎和倪元璐，三个人后来被叫做“三株树”，又因为脾气都怪，被叫做“三狂人”。但三个人后来走的路完全不一样。王铎降了清，倪元璐在李自成破北京时自缢，黄道周抗清而死。同一科的三个人，三种结局。
黄道周入仕之后做的第一件“出格”的事，是在经筵上。按照旧例，经筵展书官给皇帝奉书，必须跪着用膝盖往前走。黄道周说了一句：经筵是讲道的地方，不该跪着走。他“独以平步进”，端着书，走着把书递了上去。魏忠贤当时正得势，在旁边盯着他，但没有难住他。
一个刚入仕的编修，在魏忠贤的眼皮底下，把一条延续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规矩改了。他不是不知道魏忠贤是谁。他只是觉得，跪着递书这件事不对。不对的事，他就不做。
崇祯年间，他和皇帝吵了一架。当时杨嗣昌因为军情紧急，“夺情”起用，没有守完丧期就出来做兵部尚书。黄道周上疏弹劾。崇祯把他叫来当面辩论。崇祯护着杨嗣昌，斥他：“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你一辈子的学问，就练出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黄道周高声回了一句：
“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
——忠和佞这两个字，我不敢不辩清楚。我在君父面前敢说真话，你说我是“佞”；难道在君父面前谗媚奉承的人，才是“忠”吗？
他又逼了一句：“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崇祯哑了。然后把他连贬六级。后来干脆把他下了狱，廷杖八十，关进刑部大牢，差点杀掉。
他在狱中做了一件事。他用小楷抄《孝经》。一年之内，抄了一百二十本，平均每三天抄完一本。廷杖打出来的伤还没有好，他就坐在牢里，一笔一划地写。后来乾隆读到这段事迹，写了一句评语：“可谓笃于信道，熟于成仁。”
他通籍二十余年，“历俸未三年”。做官做了二十年，实际领俸禄的时间不到三年。剩下的时间，他都在被贬、被削籍、被下狱、被充军的路上。
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落。黄道周在南明弘光朝挂了一个礼部尚书的名义，但他的“九策”没有一条被采用。南京陷落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黄道周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但真正的兵权在郑芝龙手里，郑芝龙想投降清朝，按兵不动。
黄道周知道等下去就是死。他上疏说：“江西多臣门生故吏，必有肯效死力者。”他要自己去江西募兵。一个六十一岁的文臣，没有兵，没有饷，没有朝廷的实际支持，靠的是“门生故吏”四个字。
他从福州出发，一路走一路招人。到了广信，手下有了九千多人。这九千多人是什么人？是“扁担军”——临时招募的百姓，很多人手里拿的是扁担，不是刀枪。一个大学士，带着一群拿着扁担的农民，去打一场注定打不赢的仗。
十二月，他进军婺源。婺源的县令是他的门生，送来了一封诈降书。他信了，决定深入。走到明堂里，清军伏兵四起，“一军歼焉”。他被俘了。
清军得到他，认为“胜过占领几个州的土地”，设宴劝降。他不吃。绝食。第一次绝食没有死成，他又开始第二次。清廷让洪承畴去劝。洪承畴是明朝的蓟辽总督，降了清，此刻坐在他对面，想用旧日的身份说几句话。黄道周闭着眼睛，不看他，也不跟他说话。洪承畴坐了一会儿，走了。
黄道周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不是写血书，不是拜别君亲，是还一笔“画债”。
他曾经答应过一个人，要给人家写字画画。在刑场上，他对仆人说了一句话：
“曩某索书画，吾既许之，不可旷也。”
——从前有人向我求书画，我已经答应了，不能失信。
他让人铺开纸，磨好墨。先写小楷，然后换行书，最后写大字。写完字，又画了两幅画。题款、钤印，一样一样地做完，才站起来，说：走吧。
一个马上要被砍头的人，在刑场上，把欠别人的字画先还了。这件事的荒诞和庄重，几乎是同一种东西。他不是一个不知道轻重缓急的人。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只是觉得，答应了别人的事，比死先来，就得先办。
他的尸体被一个士兵偷偷换走，藏在古墓里。几年后他的儿子到江宁寻找遗骸，打开匣子，“面尚如生”。
黄道周死后，关于他的评价，有一句话被反复引用。徐霞客是他的朋友，给了他四个“第一”：
“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
朋友的话，难免有过誉的成分。但另一个人的评价，分量更奇怪。一百多年后，清朝的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一边下令把黄道周的著作“概行毁弃”，一边又写了一句话：“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
毁他的书，是因为他的书里写着反清的话。赞他的人，是因为他反清反到了底。乾隆的逻辑很清楚：一个忠于自己王朝的人，哪怕是敌人，也值得被记住。但一个王朝需要“忠臣”来撑，另一个王朝也需要“忠臣”来做样板。黄道周被两个王朝同时需要，又被两个王朝以不同的方式使用。
但他在那间铜山的石室里长大，一辈子没有把“石”字丢掉。石头不会转弯。石头不会因为对面站着魏忠贤就跪下去，不会因为皇帝发了火就改口，不会因为洪承畴坐在对面就睁开眼睛。石头最后碎了。但碎之前，它一直是立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