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成立工作室、参加共同体、开展师徒结对等活动，身边有了一帮好学上进的年轻人，他们常常让我回顾来时路，以便他们观照。前两天，应邀参加中国教育报刊社好老师成长学院的交流活动，我作了题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分享。嗣后，又有许多年轻教师通过微信希望我继续“讲讲成长故事““谈谈发展体会”（主持人拉了一个名为“袁卫星老师学习群”的微信群），我认真找了找，找到几篇旧文，陆续发出，希望对年轻人有帮助。下面这篇写于2009年，刊于《中学语文教学》办刊30年专栏。】
我在《重要的是那一条走廊》一文的开篇写道：“很多时候，我把自己整个的交给音乐，交给门德尔松、舒伯特，交给魏因加特纳、卡拉扬，交给帕瓦洛蒂、多明戈……我希望在音乐长河的缓缓流淌中，有一条古典、纯美的游鱼不会因物质而搁浅，不会被世俗所猎取。其实在日常生活，尤其是语文教育中，我也是一条快乐的游鱼。有着湿润和滑腻的幸福的外衣。有着时时浮现的内心欢乐的鳃红。我被感动喂养着，哪怕是一丁点，也足以消受一生。”这段文字，用于今天的文章，似乎也正合适。
我是20岁走上工作岗位的，当时在家乡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学校教工阅览室有限的报刊中，唯一的一本语文学科类刊物就是《中学语文教学》。我是教工阅览室的常客，所以，每期的《中学语文教学》我都会认真阅读，遇到好的文章，还会做一些摘录。于漪、钱梦龙、魏书生等语文届前辈的名字，就是从那时开始进入我的视野的。我在他们思想和实践的启迪下，曾经颇有野心地写下过这么一句话：要做一个特立而不独行的学者型语文教师，记住每一个学生，并让每个学生，乃至学生家长记住。
直到1996年，26岁的我调入国家级示范高中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后，才敢给《中学语文教学》投稿。那时候，语文组一位前辈对我说，在梁丰工作就像种地一样，要学会科学种田，要用低负担高效率获得好成绩，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搞教育科研。我问他怎么搞，他说，多读书，多思考，多实践，然后在读书、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勤写文章，写好的文章可以投出去发表，要是能在《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那就是权威认可。听了他的话，我竟拿出初生牛犊的劲儿来，琢磨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篇关于《沁园春·长沙》的多媒体教学设计(在当地举办的“我的一堂精品课”比赛中，我的这堂课得了一等奖)，在一个惠风和畅的清晨跑到邮局寄往北京。这篇两三千字的文章很快就被刊登了。本想着再接再厉，可一想到《中学语文教学》的神圣和权威，就在心里一次次打了退堂鼓。
1999年，全国语文高考第一次推出“话题作文”，话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当时正教高三毕业班，并且参加了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阅卷。在阅卷的几天中，我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收集考场作文的素材，在别人议论的时候思考作文教学的走向。阅卷工作一结束，我就带着厚厚一叠材料乘飞机经由广州前往深圳，参加全国中语会举办的农村教改研究中心的一个年会。到达深圳的时间已是深夜，我夜不成寐，挑灯写下了一篇六七千字的《从1999年江苏省高考作文阅卷看当前的中学作文教学》，提出了“淡化审题”“淡化文体”“注重素材”“注重语言”“回归生活”“回归阅读”等主张。第二天，我把它作为年会论文递交给了会务组。那时候，深圳的高考阅卷工作还没有结束。作为一篇新鲜出炉、热点话题的文章，很快就被推荐到大会论坛上进行了专题交流。会后，好几家语文刊物的到会编辑都向我索稿。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这份手写且没有留底稿的稿子交给了《中学语文教学》当时负责作文专栏的刘雪明老师。刘老师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中学语文教学》的编辑，一位和蔼慈祥且朴素的长者。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和于漪老师见面、讨教，不知怎的，竟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两人连在一起。
我的这篇文章在1999年第11期《中学语文教学》上全文刊发，文章题目还被列入“本期要目”印在杂志封面上。这以后，《中学语文教学》接连五六期都刊登了我的语文教学文章：《<一碗阳春面>课堂实录》《转轴拨弦三两声——试谈中学作文创新教学》《以研究报告引导中学生课外阅读》《诗意·读解·养气》……而且几乎每一篇都被列入“本期要目”。甚至2001年上半年，《中学语文教学》以罕见的一期两篇的篇幅，接连刊登了我和梁丰中学同事编写的“写出人物的个性”“写出事件的波澜”“写出景物的特征”等写作教程。我仿佛觉得，我像一个“欲上层楼”的后进生，正受到《中学语文教学》这样一本权威刊物搭梯铺路式的厚爱与提携。而那几年，恰逢我工作变动频繁。身体状况欠佳。刘雪明、史有为、张蕾等老师向我约稿的时候，总会在电话里先问我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像家人似的拉拉家常，未了，如同征求意见似的问我“可不可以”“行不行”，等我应承下来，递稿过去，又会再来一个电话，对我的稿子肯定一番，说的尽是些鼓励的话语。
人是在鼓励中学会自信的。《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老师们的鼓励使我学会了“挺起胸膛向前走”。我开始琢磨怎样把文章写得更好。我逐渐意识到。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的论文不同于学院派的理论研究与论文写作，“实践第一”的思想是它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我要写的论文应是我教育实践的思考与研究成果，是“来自教育、通过教育、并能推动教育”的论文。我得根植于课堂，心系着学生，在思考的实践中厉兵秣马，在实践的思考中披沙拣金。
于是，我创办了“卫星话语”个人网站（获中央电教馆全国中小学特色网站称号），开展起了“网络环境下的专题式语文学习”课题研究，先后在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翔宇教育集团宝应县中学所教班级进行了“感悟亲情”“善待生命”“回归自然”“亲近大师”“神游未来”“重返历史”等专题式语文学习，还在“沪、浙、苏、皖新语文圆桌论坛”上，创造性地将江苏翔宇教育集团宝应中学高二一个班和浙江宁波万里国际学校高一一个班共一百多名学生异地组织在同一个网络学习平台上，开展了一次“感悟亲情”的网上学习活动。我开始自编与语文教材成互补、相媲美的教学用书，作为校本教材、师本教材、生本教材：我开始研究与信息化环境、学习型社会相适应的时空构建、教学构建；我开始寻找生命化、创新化、最优化的课堂教学形式；我甚至大胆地提出了专题类阅读、情境式写作、渗透性学习、虚拟化社区的“新概念语文”的构想，提出了阅读教学“读·解·悟”、写作教学“学·思·创”的主张……在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中学语文教学》始终支持着我，为我刊发了不少的教学反思、实践总结、研究论文，甚至把我的照片登在封二，冠以“追求诗意的袁卫星”的称呼，配以《重要的是那条走廊——我的成长之路》的文章。这一切，为我后来主编语文教材、语文读本，出版《生命课》系列丛书与《听袁卫星老师讲课》《中学语文教与学》《细数阳光》等，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屈指数来，从工作到现在，结缘《中学语文教学》也快20年了。这20年间，我有幸和三任主编都作过面对面的交流。陈金明主编的温和慈善、史有为主编的麻利干练、张蕾主编的谦逊善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所有的印象，仍然抵不上当年刘雪明老师在深圳那所办会学校的校门口留给我的记忆：一位霜染双鬓的长者，提着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布袋，里面装满着厚实得不能再厚实的《中学语文教学》，微笑着迎我而来，等我把杂志接过、稿子递上，她和我挥手告别，手中依旧拿着那只尼龙丝小布袋，逐渐消失在校门口大街上熙攘的人群中，许多人和她擦肩而过，没有回首，只有我默默注视着她算不得硬朗但绝没有丝毫弯曲的背影。
我想，这就是我心目中定格的《中学语文教学》。她是那么朴素，没有华丽的包装，也不像时尚刊物那样用铜版纸印刷；但她又是那样深刻，深刻到每走一步路，都会留下一个动人的背影，关于语文教育的，关于人文的呼唤抑或工具的回归。她让我想起林语堂先生的话来：
“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谈话或谈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席谈的。所以我们如若得到一个真正谈天的朋友，则其愉快实在不下于读一本名著，再加上亲耳听见的语音，亲眼看见她的动作的乐趣。如果想要享受人生，则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且须尽力维持这友谊，如维持爱情一般，或如一个下棋名手，方愿跑一千里的长途去会见一个同志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