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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君主威权，把无数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联合起来，建成了一个统一国家；俄国在工业上打下了基础，农业上有了巨大发展，人口不断增长，通过运河与道路的修筑使国内交通便利，国外贸易规模壮阔，居于商业强国地位，它所以能获得这一系列的成就，就是由于具有统一的巩固政权。

北美各自由州当革命战争时期脱离了一切束缚，它们有的是供工业用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它们跟原来对它们输出工业品并向它们购买农产品的那个国家已经脱离关系，一切需要就得取给予自己的物资，于是各种各样的工业受到了极大鼓励，在这样情况下，农业也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因此虽然由于这次战争，它们的负担很重大，受到的破坏很严重，而地产价格和工资仍然到处急遽上升。但是在巴黎和议以后，由于备州在制度组织上的欠缺，无法实施统一的商业制度，结果英国工业品又乘虚而入，自由畅销，美国新成立的工业，这时羽翼未丰，还无力抵抗这种竞争，于是在战时一度繁荣的气象又成过去，它的消逝比它兴起时还要快得多。有一位美国国会议景事后关于这个危机曾这样说：“我们曾经依照现代理论家的劝告，向价格最低廉的地方买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国外商品泛滥于我们的市场；英国商品在我们口岸城市的售价比在利物浦或伦敦的还要便宜。我们的工业濒于毁灭，我们的商人，即使曾指望靠进口贸易致富的那些人，也陷于破产的境地；所有这些现象对农业又造成了极大损害，因此土地的价格极度低落，使地主也普遍陷于破产。”

美国人终于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作为一个大国，决不能但顾眼前物质利益的享受；文化和力量是比单纯的物质财富更加重要、更加有益的资产——这是亚当 · 斯密自己所承认的——，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才能取得并保持这些资产；一个国家如果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强大、文明的各国中有资格占有一个地位，那么遇到任何牺牲时就不可退缩，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守注这些资产；而在那时可为这类资产进行奋斗的地区，显然就是沿大西洋各州。

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俭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历史到处向我们指出的就是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起着交互作用的这种动人过程。在意大利与汉撒城市、荷兰与英国、法国与美国，我们所看到的是个人生产力，因此也就是个人财富，随着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作比例的增长；而另一方面，自由与政治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从个人的物质财富与生产力取得了进一步进展时所需的要素与动力。英国工业与权力的增长，只是从英国的国家自由奠定实际基础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的；而威尼斯、汉撒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权力的崩溃，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色色具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须——但不必因此失去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目标——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我们看到处于第一个阶段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处于第二个阶段的是德国和美国；法国显然是紧紧地靠在最后一个阶段的边缘；但在目前只有英国是实际达到了这个最后阶段的。

我们说财富的起因是劳动，说得与事实更近一些，也就是起因于人的头脑和四肢；于是接着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促使头脑和手足从事生产、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我们说，这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当一个人感到必须为未来作准备时，他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他的智力和感情对他所起的激励作用就越大，从而促使他要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亲人谋未来的安全，提高未来的幸福生活；他如果从少年时起就惯于作远虑，惯于积极活动，他在这方面的习惯越巩固，他的高尚感情就越加发展，身心就越加获得了锻炼；他从小所看到的榜样越好，他利用他的身心力量以改善他周围情况的机会就越大；他的正当活动所受的束搏越少，已往努力的成就越大，所获得的成果越巩固，他的有组织、守纪律的活动就越加能够博得社会的同情和尊敬，他的心情由于偏见、谬论、迷信、无知等而受到的打击也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身心力量对生产目标将作更大的发挥，将获得更大的成就，对于他已有的劳动成果也将作更加圆满的利用。但是所有上述这些方面，主要还是有赖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的。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象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法律和公共制度虽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它们是生产生产力的；如果萨依认为国家在任何形式的政体下都能够富裕起来，而靠了法律却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是错误的。一国的国外贸易决不可只是在价值理论下以各个商人的看法为依据来加以衡量，就是说，决不可单纯地以任何特定时刻一些物质利益的所得为考虑的根据；考虑这个问题时所片刻不能忽视的是与国家现在和将来的生存、进展以及权力有决定关系的那些因素。

所谓农业的残缺状态，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国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在稳步发展中的工业，以致人口的增加部分，为了求工作不得不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从而消耗了国家的全部农产余额，一等到人口有了显著增进时，除了流徙国外，就只好就眼前所有的一块土地与原有的农民争夺土地，将土地零星分割，直到每一个家庭所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致所出产的只能勉强供应农民家庭在食物和原料方面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那部分需要，再没有余额可以用未向工商业者交换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在国家生产力作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农业国，当它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文化发展阶段时，它所增加的人口，大部分就应当转移到工业，农产的剩余额，一部分就应当用来供应工业人口在食物和原料方面的需要，一部分应当用来换取工业品、机器和工具，以适应农民在消费方面、在提高他们自己生产方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