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在小红书上看到关注已久的“葛妈妈的一家人”更新了视频。视频讲的是国庆中秋期间他们家来了很多客人，葛妈妈一如既往的在厨房为大家做自己的拿手好菜。
我关注她正是因为她有着非凡的烹饪手艺，而且因为地缘相近，她做的菜看上去和我们故乡的风味相似，因此倍感亲切。
但以往他们家做饭都是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吃饭，今天因为是节假日家里来了很多人。因此让我看到了熟悉的一幕——男人们坐在厅堂的桌上，举杯共饮，辛苦了半天的女人们站在桌子下面，哈哈大笑。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场景是由来如此的，而今看来尤为刺眼。于是，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妇女，她们好像从来没有自己的需求，只是默默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在我的故乡，有客人的时候，女人们向来是不可以上桌就餐的。尽管一桌子佳肴美馔都出自她们的手，但等做好后，她们要么提前吃一点，要么等着吃残羹冷炙。没有人觉得他们应该上桌吃饭，就算有这种想法，也还是觉得规矩就是规矩。无论那个女人平日在家中是不是颇有地位，当外人来临，这种权威就被自然而然的剥夺了。
我第一次感知到这不正常时已经有十几岁了。那天母亲去看望本家的一个叔祖和叔祖母。叔祖本来是抽烟的，所以母亲买了一条烟，提了一箱酒。到他家后才知道他因为高血压比较厉害，已经戒掉了抽烟，但酒偶尔还喝一点，叔祖就让母亲将烟拿回去。
这时候叔祖母和母亲小声嘀咕着说道：“平时你们家那块地我要不照应着，早就被人家搞去了。”
她说这句话时我没有听得太清楚，就问母亲她说什么，母亲示意我别问。回来的路上她才和我说，叔祖母的意思是我们没有送东西给她，送的都是给她叔祖的。言下之意是，对我们家功劳最大的是她，并不是她的丈夫。
对于送礼这种事，有些时候是投其所好，有些时候只是尽到心意而已。母亲给叔祖家送烟送酒则兼具这两重意思。因为烟酒并不贵重，所谓投其所好是因为老叔祖原本爱这两样。问题是，没有人关照到她的妻子，那个真正有功勋的默默无闻的人。
那一刻我才猛然意识到，原来女性的被忽略是如此的自然。就像别人来我家做客，手上提来的礼品不是给我们这些孩子的零食、饮料，就是给父亲或爷爷的烟酒，好像并没有一件是母亲可以享用的。
这好像公式一般的送礼文化绵延了我整个童年以至如今。那背后藏着的便是女性的不被关注，俨然她们从来没有个人化的需求，她们只需要默默的付出。
而女性被索取走的却远不止是体力，还有她们不被觉察的、细微的，也很脆弱的精神世界。
比如我的一个邻居，她曾经因为春节时丈夫频繁的拉来一堆人到家里吃饭，竟绝意自杀。这个女性比我的母亲还年长一辈，她特别的瘦弱，性格温和，寡言少语，勤俭持家，待人也很客气大方。我从没有想过她会因为做饭而想着自杀。
这起因是他的丈夫也很热情，又好面子。他总是想拉拢一波又一波人来家里做客而显得自己人缘不错。可每次宴请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和钱财，包括琢磨做什么饭吃，再一道一道的烹饪，等客人走后还要收拾满屋子的杯盘狼藉。而在这中间最核心的一位女性，却很少被看见。她因为忙碌了半天已经无心进食，累的浑身无力，却又无法推脱。
而这样的女性并不只是她一位，就连我的母亲也过着同样的生活。
平日里，母亲是家中的主心骨，大事小情都需要她过问和做决定，父亲多半维诺应付，不太做主。可是如果家有来客，父亲则自然过渡到名副其实的“一家之主”。他坐在客厅陪着客人抽烟、喝茶、闲谈。母亲的阵地则退居幕后——那间唯一属于她的厨房。
等到忙完了一桌人的饭菜，通常也是矛盾爆发的节点。因为没有别人了，父亲和母亲又重新异位，母亲便要指责父亲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而这个罪就是由母亲受下来的。父亲则毫不买账，指责母亲不给面子、蛮横无理等。对于这种事，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常常竟闹的要离婚的地步。我的童年就在这种争吵声中度过的，本质上是被看见而不作为的男性和有作为却不被看见的女性之间的矛盾
对于这样的例子其实是举不尽的，因为多数乡村的妇女都在这种处境里终至泯没无闻。这其间家家都有斗争，可是当整个社群的文化意识出奇的一致时，那种强大的力只能令一个试图站起来的女性再低下头去，也更容易让不够英豪的男性误以为自己有顶天立地的本事。
即便这些女性终于熬过了艰难的媳妇岁月，成为了应当获得安宁生活的中老年妇女，可以逐渐从丈夫的掌控中解脱的时候，新一代的年轻人却继而又传来了新的使命召唤。因为此时还有一个重任在等着她们，那就是为孩子抚养下一代。
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当今，为了带好孙辈，这些妇女多半不得不跟着孩子进城，在这个迥异于她们生活场景的混凝土地带快节奏的重新开始。记住错综复杂的马路，学会使用一系列新的设备，知道菜市场的位置，自己原本并不重要而今却尤为重要的一个东西——时间。时间突然闯进她们的生活，猛烈的撞击着她们的房门。孙辈几点上学，几点放学，几点出门，几点到校门口……儿女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几点点火做法，几点下楼找结识的新朋友唠嗑……
而那个和她们纠缠了一辈子的丈夫，通常不是被“丢”在故乡，就是独自在外务工。由于他们没有带孩子的能力，所以很少会和孩子一起生活。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家中曾经的权力中枢，如果要沦落为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的附庸，那对他们的打击实在太过沉重了。
某种程度上说，失去了妻子的他们也不得不学会照管自己的生活以及原本由妻子承担的一系列琐碎的事情。直到这一刻，他们才知道原来即便是一日三餐和洒扫庭除也绝非易事。
但是就像面对曾经的留守儿童，我们不知道面对这样的现状该去质问谁？质问了又如何？
我们，不只是那些年华老去的妇女们，她们每一位都用自己的牺牲和隐忍支撑着那个叫“家”的存在。而为了支撑着这个“家”，父亲或许是顶梁柱，母亲却可能是整个屋顶。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对着来自外界的无情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