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是公认的最难读懂的小说，据说很少有读者能够读完，书中的情节离奇，对话荒诞，不知所云。

有人说它是一个童话，有人说它是一个宗教寓言，也有人说它就是卡夫卡的梦魇，只写给自己看的。

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则关于权力的政治寓言，一则洋溢着性的暧昧与尖锐的权力冲突的政治寓言，则容易理解的多，好看的多。

城堡中的权力和作为权力符号的城堡

城堡是关于权力的，是一部关于社会建构的政治寓言。这从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案卷，深不可测的公事房，村民们关于伯爵、老爷、主任、秘书和勤务员的叙说和畏惧，往来于城堡与村庄的信使，倨高于村民之上的村长，代表着官方话语的学校教师，大桥酒店的老板娘及酒店内通向城堡的电话，贵宾酒家老爷们和秘书们的房间，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朦胧而又清晰地展现出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既充满着神秘、理性、精致和条理，又混杂着低效、腐败、混乱和荒谬。

在《城堡》的附录之“小说开头的异文”中，卡夫卡告诉我们，在Ｋ还未进村的好几个星期之前，整个村子都已从上面仆役们的嘴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大桥酒店的老板为他一直预留着一间贵宾房，城堡专门派来了为其服务的女侍。第二天，城堡任命的两个助手也来到了他的身边。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是为Ｋ服务的，实际上，他们是城堡安插在Ｋ身边的眼线，监视着Ｋ在村里的一举一动，也随时向上面汇报关于Ｋ的一切行动。

这是一个社会对身份不明、形迹可疑者进行观察、审查、核实、确认不可缺少的程序，也是对一个外来人进行管理和同化的基础。

遥远的权力中心通过村民自治、乡村舆论、人员派出以及嵌入村民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敏感，型塑了村民对城堡的忠诚与对权力的敬重。对Ｋ进行的监督、汇报、劝说、试探、规训甚至惩罚，无疑就是体现其政治忠诚、维护制度严肃性和社会纯洁性的一种政治自觉。

当被允许进入村子的Ｋ获得生活的机会和工作的资格后，他的生活、思想、价值观和目标呈现出了与村民明显的不同，而由于文化的冲突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又造成了他无意对乡村秩序的践踏和基层政权的不敬，这一切很快就传到城堡那里，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反应。老板娘和他的两次谈话，村长的警告，学校教师的口信，村秘书的讯问，以及弗丽达的指责与出走，男教师的羞辱，村民的排斥，等等都是对Ｋ的非社会化行为的反馈、警示和惩罚。

这是城堡对于外来者使用的审查、监督和控制策略，在《城堡》里无疑是有效的，它可以维护城堡的秩序与权力的尊严。但是如果村落成员出现越轨或者不敬，它又应该如何管理与惩戒呢。巴纳巴斯一家的遭遇就是卡夫卡选取的城堡内部治理的一个样本。

由于阿玛丽娅--巴纳巴斯的姐姐，拒绝了城堡的一位老爷索尔蒂尼的召见，并撕毁了信件，羞辱了信使，他们一家便开始了永无天日的政治劫难。巴纳巴斯的父亲先是失去了消防队长的工作，被迫辞职；然后所有的村民都取走了他们的订单，让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客户；再后是全家被迫搬家，禁止出入任何社交圈子。他们由原来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一步步地沦落到贫困、颓废、绝望和被鄙视的境况。即使想请求宽恕，也不可得。在Ｋ到达这个村庄的时候，他们一家的噩梦仍没有任何将要结束的迹象。

社会通过污名化成功地排斥了巴纳巴斯一家，使他们丧失了前途，也丧失了希望。为了去除污名，巴纳巴斯的父亲去求所有与权力有关的人，想各种能够想到的办法，乞求、贿赂、守望甚至上访，但一切的一切都无能为力，乡村舆论赋予了他们虽不情愿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压垮并摧残着他们，并且求助无门。奥尔嘉为了找寻索尔蒂尼的信使，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和身体，但一切都是徒劳。索尔蒂尼和他的信使象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地无影无踪，只留下贫困、饥饿、疾病和绝望伴随着他们。

城堡通过社会排斥和社会团结，完成了村民对异已者的惩治，维护了政治政权，也完成了村民对权力的敬畏和崇拜。奥尔嘉告诉Ｋ，村民对他们的规避不是出于鄙视，而是出于恐惧，出于对权力的恐惧，那些来自城堡的老爷们有着无上的权力，任何人都不敢抵触。政治意志通过民间习俗得以完成，通过非官方的民间力量得以实现，并起到了一种警示，那就是城堡的意志是不容违背的。不管是如何地荒唐和粗鄙，只要抵抗，就会有巴纳巴斯家同样的遭遇。

在对巴纳巴斯家的惩罚也并不是完全由村民执行，没有行政色彩。消防队长泽曼就是按照官方的意志来“劝说”父亲辞职的，原因是父亲做出的优异成绩引起了官方的特别注意，并让消防协会处于众目睽睽之中。为了保证消防队伍的纯洁性，巴纳巴斯的父亲必须辞职。而泽曼所说的纯洁性，指的是政治的纯洁，也就是对官方意志的无条件服从，即使让他把自己的女儿奉献给索尔蒂尼--城堡里的一个小人物，让他睡上一觉，也不能拒绝。

官方意志不仅通过学校、消防协会、村长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人得以传达和实现，并且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渗入村民的头脑，成为一种政治自觉。比如弗丽达就多次暗示Ｋ不要提及克拉姆的名字，那是对权力的大不敬。比如Ｋ刚踏入这个小村子，就有人主动地询问、监视和汇报。权力的触角渗透在村庄的各个角落，个人空间完全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被偷窥、被监视，也被评说。

政治不需要异已，它只需要驯服和顺从

政治不需要异已，更不需要外来人和侵入者，它只需要驯服和顺从，只需要跟随者和拥护者，它用暴力手段和技术策略成功地造就了村民对它的忠诚，唯唯诺诺的忠诚，死心踏地的忠诚，忠贞不渝的忠诚，不加质疑的忠诚。对于Ｋ的闯入，一个陌生的、妄图觊觎城堡企图打破原有平静的破坏者，就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任何新鲜的空气都有可以使那些被权力催眠的村民清醒，所以Ｋ必须受到管理和控制。

政治符号无处不在，渗透在村落里。大桥酒店的电话机和总管肖像，以及整天整夜地守卫在城堡入口的老板娘和村民，都是政权的一个象征符号。只要有外乡人进来，就会被盘问、监视和汇报，未经允许和审查的陌生人是无权进入这个村子的，只有合法性身份才被允许入内。而那个学校，无疑就是国家知识和权力渗透的场域，对于他们的思想控制和政治习惯必须从孩子抓起，老师不仅使用规劝等柔性手段，也使用棍棒和鞭子。而贵宾酒家无疑就是城堡在村子的办事处，承载着那些官员办公和私访的场所，也隐藏着他们的腐败与堕落。

权力与性

权力的尊严和可能带来的好处，吸引着村民的视线和向往，并且成为他们的崇拜对象和地方信仰。于是，老板娘一直陶醉在被克拉姆召见的三次回忆里，并且成为她和她的丈夫每天晚上讨论的唯一话题；弗丽达也因克拉姆情人的身份受到格外的瞩目。女人因接近权力而更加迷人，她们也因权力本身而更加亢奋。即使Ｋ的助手也因能接近弗丽达而感到骄傲。信使、秘书、车夫和村长都因离权力最近而被尊重和羡慕。权力完成了对众人的统治，也完成了对人的异化。

弗丽达就是这样一个处于权力绯闻中的女人，她为权力而出卖爱情，又凭爱情接近权力。在贵宾酒家的那一夜，她接近Ｋ，是因为Ｋ有来自城堡的聘书，有她凭借政治敏感可以嗅得到的权力的味道，于是她和他果敢出走；而她之所以离开Ｋ，是因为Ｋ已沦落为学校的勤杂工而远离权力，而他的助手则来自城堡的任命和指使，于是她又义无反顾地与耶里米亚斯私奔，并且回到贵宾酒家。因为只有在那里，她才可以接近权力，并且爬上权力的温床。在这种或明或暗的想象中，人们努力地摆脱现实的泥淖，而千方百计地向权力靠近。因为权力可以改变平庸的现实，可以带来某种或多种可能，可以让人们瞩目的未来更加光彩。

权力是女人最好的春药。全村的女人除了阿玛莉娅以外，都被权力催情。老板娘就是一直活在被克拉姆第四次召见的春梦里。弗丽达更是在无法接近权力时，围着权力的床沿跑。奥尔嘉说，村里的女人，都爱官员，甚至在那些官员还未能转过身看她们一眼时，她们已经“爱”上他们了。权力因轻而易举地占有性而变得更加神圣和神秘，性因为沾染着权力的味道而变得更加淫荡和迷人。

为了接近权力---女人都是天生的外交家，身体便是她们独特的资本，她们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去贿赂权力，官员们也更懂得如何运用权力去捕获性，权力和性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完美地结合，幸福地上床。老板娘、弗丽达甚至奥尔嘉都懂得身体的奥妙；克拉姆、索尔蒂尼、村长，甚至Ｋ的助手、房门永远开着的秘书们，以及马厩里的勤务员，他们都熟知权力的威力，这是男人和女人的外交。

而处于弱势中的男人们的政治生活则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巴纳巴斯的父亲（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处于劣势的可怜的男人），为了请求宽恕，一次又一次地变卖少得可怜的家当，去打点官府，那些文书和秘书倒是毫不客气地笑纳了。可荒谬的是，他们拿了人家的钱，却可以心安理得地不为人家办事。

权力在勾引着性，性在觊觎着权力，它们共同滋养着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运转。在这部机器展示理性、克制、严密和精确的同时，也暴露着它的混乱、随意、低效与荒谬。

Ｋ作为政治场域的见证人，在村长家，他就看到了基层组织的权力内幕。据村长介绍，伯爵当局是一个庞大的机构，难免会发生一个部门发出一项指令，而另一个部门发出另一项指令而互不通气的事，即使有监督部门，其滞后性工作性质，仍会出现一些小的差错。

Ｋ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差错，虽然一个部门给他颁发了土地丈量员的聘书，但实际情况是他们那里根本不需要什么土地丈量员。面对这样一个差错，村长唯一能够做出弥补的就是，让Ｋ放弃土地丈量员的工作，而接受学校里的一个勤杂工的职位。

当Ｋ提出要看那份聘用公函时，村长让他的妻子在堆积如山的柜子里乱翻一通，与其说是在寻找，不如说是把文件弄的更乱。在折腾了好长时间之后，他们也没有找到那份在“土地丈量员”下面划着蓝线的公函。

政治的荒谬，荒谬的政治

Ｋ还从巴纳巴斯那里获得这些公函是如何生成的。巴纳巴斯告诉他，那些公函是在“没有什么官员的明确的命令，也没大声口授什么”的情况下产生的。更准确地说，官员们是在一边读书，一边进行口授的，口授的声音非常的小，“文书坐着根本听不见，于是，文书不得不跳将起来，捕捉口授的话，飞快坐下，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又跳将起来，如此这般。”由此可见，那些档案和公文，是来自那些官员的个人口述，还是来自书记员的个人重写，一切既无从得知，却又昭然若揭。

更荒谬的是，表面上严密细致的科层体制，背后却又如此的荒诞不经。巴纳巴斯在被村民排斥的情况下却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城堡里的信使；当了信使两三年，却没有传递过一份信件；虽为克拉姆的信使，却从来就没有见过克拉姆的面；那些急需传递的信函，却被城堡的秘书们随便的堆在一边，在偶然想起的时候，才会随手扔给他。而关于夜间讯问，Ｋ则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日理万机的老爷们只有在人造灯光下，才能受得了当事人的申诉，而在夜晚进行，只是为了能够在立刻讯问之后，迅速入睡，然后在睡眠中忘记那些令人生厌的当事人。

随意、混乱和荒谬并不影响权力的尊严，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接近权力，并且权力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内化为村民的自觉，早就使他们失去了警惕和质疑。与此相反，村民也已经自动地加入了对自己的统治并主动地去统治别人。村民们保持着对权力的高度迷恋与可贵坚持，使城堡坚不可摧，而又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