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去了趟北京。公事之余还有几个小时，可以走走转转。
王府井书店里人不多，大部分在安静地看书。我选了一套日本作者写的李鸿章传和袁世凯传，和王石的传记《个人现代化的四十年》，准备作为给孩子的礼物，但又很担心他们会觉得无趣。
王府井大街边上的巷子里，一些老房子还在，但更多的已经面目全非，装修成高大门脸儿的店面，恭候来自四面八方的投资者和买家。时常忆起的拉洋片的老人，恐怕早已经逝去。这里没什么好怀念的了。
导航显示老舍先生的故居离这里只有几百米，还是去那里吧。
胡同口毫不意外的是一家沙县小吃的店面，仿佛整个胡同的招牌似的。拐进胡同，第一户人家就是“丹柿小院”，街门朝东，里外两进的院落，墙砖屋瓦都是稳稳当当的清灰色。一座贴着里院东厢房南山墙的影壁，遮挡住通往里院的二门。建筑风水我是不懂的，但看这份规格和布局，立时觉得这所院落最初的主人，应该是有相当文化品位的“中产”，一位有主见、能经济、不张扬的掌柜的。里院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围着中庭的两株老树，树上已经有柿子透了红。管理员大姐顺手摘了几个，很随和地问我们寥寥的几个人要不要尝尝，“这可真是老舍先生亲手种的哦。”正屋的客厅陈设风貌依旧，摆的老物件大概的确仍是舒家搬走时留下来的；东间有一张铁制的单人床，保存的很好、并无锈迹，还有书桌和一把椅子，大概是老舍先生的书房。西耳房展示老舍先生生平，和相关时代背景介绍；东耳房陈列着老舍先生的一些衣帽故物、书法、照片和画像，空气中回响着《我这一辈子》的播音。老舍先生的书，我只在小学时候完整读过《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更是只记得中学时候在课本上有节选，除此就再没有任何印象。倒是《济南的冬天》里那句“最妙的就是那点雪儿啊”，始终让我觉得充满了生命的韵味和情趣，30年来一直惦念不忘，每次想起来都忍不住想笑，打心里想笑的那种，会惹得女儿讥讪我“脑子不正常”。给我记忆更深刻的，是先生著作改编的电视剧——实话实讲，张国立他们这一批人的活儿，是真好、真对得起人。老舍先生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以前不怎么明白，站在这屋里忽然似乎懂了。他讲的故事不壮阔，把菜啊肉啊米啊混合着哭啊笑啊，一件件的原样摆在那里，一点多余的包装也没有，浸透着街头巷尾一些平民百姓的生活琐碎；他的手法都是温和的、朴素的，跟在前门楼子喝着大碗茶聊天一样，只是让一切的一切如在目前、如在口中，是咸是淡是甜是辣，你自己品去。而当年过于年轻的我，没有真正理解这些作品的阅历，只不过白白识得几个字而已。
从老舍故居出来，拐几个弯就是陈独秀故居。这次是在胡同底儿里，街门朝着北。说是胡同底儿，其实也不确切，因为横在街门东侧的那道墙，明显是后起的，阻断了与大街的交通，大概是为了与周围高大的楼房做个区分。闭馆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我在微信上已经没办法办理预约。正在遗憾，好心的管理员让我等一等，说可以跟着他一起进去转一圈。“就一圈哈”，管理员笑呵呵地说。进了门洞，院落的格局就一目了然，看起来比《觉醒年代》里的似乎要更小一些。东厢锁着，正屋、南厢摆着各色照片、讲解和当时报刊、杂志的翻印。庭院中间照例摆着一口大缸，西侧浮雕墙前是一棚花架和毛竹的桌椅，估计都不是旧物。陈独秀的一生，比老舍先生更颠沛得很，这个院子已不知道经过了几个主人、换了几次颜色，那杂沓的脚步声、鼎沸的讨论声，那和着笑哭的愤懑声、呐喊声，时代的迷惘，和真诚的希望，都已归于沉寂。阳光从南厢的一角斜照下来，登时把温度和祥和洒满了整个院子。管理员自管在院里慢慢地踱着步检查门窗电源，并没有催促我。我再次道了谢。
走到胡同口，恍然想起电视剧里陈独秀陪着蔡元培走过的镜头，泥泞、砖头，布鞋，提起的袍角和溅起的水花。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鲁迅先生。相比之下，现在的路修的多平坦哪。可北大在北四环外颐和园那边啊，离这里30里路。他们每天怎么走的？打开导航立刻就恍然了，原来本是自己无知：北大红楼就在附近。北大红楼是老北大文科的教学楼，并不在现在的北大，北大与燕京大学合校后搬到了现址。这就难怪了。要是天天疲劳于途，还哪有什么力气去做学问、论时事，编《新青年》、搞新文化运动呢。可见对于人才的关照，使之乐业安居、择近就便，无论此时还是彼时，都还是必要的。
时间来不及了。我打消了去红楼瞻仰的念头，改道向北打算到鼓楼大街去坐地铁。穿过北河沿大街北口，经过皇城根遗址公园，那里有一段整修过的皇城城墙残段作为标志。皇城里刚才走过的那一片，通叫灯市口。灯市口最早确实地如其名，是个灯市。清代将灯市外迁，改由宗亲集中居住，但没有改地名——估计骑射民族对街道叫什么名字也不怎么在意，汉官们也就懒得跟他们解说、连凑趣儿讨好儿也省了。拍了张照片继续走，绕过残墙就是红绿灯，抬头看见旁边路牌上赫然是“东黄城根北街”。“皇城根”为什么写成“黄城根”？这有什么讲究吗？百度一下，跳出来有北京晚报发表过署名章长虹的一篇文章，很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很抱歉我不知道这位作者，但登时觉得北京果然还是那个处处有讲究的地方。
在路口人行横道穿过地安门东大街，就是出了皇城，到了南锣鼓巷。南锣鼓巷有僧格林沁、凤山、洪承畴等清代将领的故居。
洪承畴在明朝官拜蓟辽总督、太子太保，是抵抗后金的主将。降清后做了“包衣”，是设计突袭北京、平定中原、经略江南的谋主，又辅佐顺治帝建立了清朝政治治理体系的框架。可洪承畴很憋屈、很孤独。汉人固然不喜欢他。亲友、故旧、同僚都跟他不相往来，胞弟更是直接带着母亲住到船上，以示与他不共天地。他杀了黄道周们，却也顺路了了真武宫案、救过300多湖湘名士，但后者就很少有人愿意提起，被救的人也似乎并不感谢他。满人居然也不怎么待见他。每次遇到大麻烦，似乎总是盼着他把事情搞定、但最好别再活着回来。但洪承畴每次总是把事情搞定，然后在朝野复杂异样的目光中，又蹒跚着脚步回来复命。皇帝、太后和诸王大臣无可奈何，不知道拿这个不忠的忠臣、能臣和功臣怎么办。人活着，面子还是要给的，但也只万般不舍地给了个三等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的世职；人死了，就更没什么客气了，修《明史》的时候直接扫入了“贰臣传”。没有伤害，但是永久性侮辱。若没有洪承畴，明朝虽然仍旧必定要亡，清朝却未必就建立得住，而当时的中国怕要乱得更久、死的人更多。所以从现实的角度上说，洪承畴其实对当时结束战乱、恢复社会，是做了蛮大贡献的。但忠君乎？忠天下乎？为己乎？为万姓乎？洪承畴就这样成了一个悖论。
僧格林沁被称为满蒙八旗最后的名将。他是蒙古人，出身四等台吉，因缘际会袭爵科尔沁郡王，对皇上是打心里的忠诚。他是勇悍的。太平天国派林凤祥、李开芳孤军北伐，僧格林沁受命迎击，在直隶、山东打了三年终于全歼。他也有气节。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失败，他是少数反对签署《天津条约》的大臣之一；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他不经请示直接下令还击，虽然战果只有毙敌93人、伤敌355人、击毁炮艇4艘，但仍是廿年以来唯一不败的外战，因此号为大捷，颇让清朝的太后皇帝大臣们扬眉吐气了一下。可惜，随后就悲剧了。在大沽口、八里桥连战连败，蒙古骑兵精锐尽丧，不但圆明园被“两个强盗”给抢了、烧了，僧格林沁自己也在几年后被捻军的一个小兵砍了脑袋。朝廷对僧格林沁就厚道得多，帝后亲祭之外，赐号、配享、建祠、绘像，全须全尾儿地做到。自己人，毕竟是自己人，生荣死哀。更有恒福、赵尔巽等，赞他“治军公廉无私，部曲诚服，劳而不怨……见功德入人之深”。但梁启超、刘体仁们的看法大为不同，说他“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故无成功之望”。大家，是不是都有点过了？在连年内乱外辱织就的无底颓势中，对清王朝而言，听凭僧格林沁再怎么靠得住、再怎么卖死力，也只是将倾大厦檐下的一盏灯烛。无奈，风来了。
凤山是汉军镶白旗，本姓刘氏，曾被派往欧洲留学学习军事。比军事成就更为人称道的，是凤山作为藏书家的名声。傅增湘曾记载，“光、宣之交时时于厂肆遇之，言论娴雅，有儒素风。”作为国之柱石，凤山赶的时候实在是太不好。闹八国联军那会儿，他“总办东安巡捕分局”，把一个抢劫伤人的法国人抓了，“缚致总局，请毋少贷，论如律”。被抓的法国人最终是怎么处置的，不知道，但凤山可是面子、脑子都有的。是实打实的自己人，又着实的处事得体，老佛爷回朝就升了凤山做掌管“近畿陆军”的副都统。授任广州将军，这提拔得也是坐了火箭似的。只可惜，这一年是辛亥年。手下人都劝他不要去赴任了。凤山说，“吾大臣也，不可不奉诏。”他慨然上路了。本该抢着迎迓上官的督抚以下各级地方官员们，一个也没露面。19岁的李沛基，倒是带着炸弹来了。凤山死了，清朝倒了。没有纠结和纪念，谁也顾不得了。
别说气节的事儿了。洪承畴一心求生，不见得是因为怕死；僧格林沁悍不畏死，不见得是真不怕死；凤山向死而行，是世事如此已无谓生死。世界是什么样？中国往何处去？胡同里的人们或者各有各的思索，只留下一座北京城，激宕半部中国史。
所以北京的精髓，在皇城根儿下这些胡同里，这话是真真儿的没错。但这里沉淀的太多、郁积的太重，没点子讲究、没那个范儿，怕是难受待见的。而我，只是个偶然路过的行者，在这里曾经留下一抹青春。
那么，还是再见吧，有空再来。
写于2021年，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