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老了。

我很难得地会意识到这件事情，虽然是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打我出生后有朦胧的记忆起，外公就是一个老人家了。伴随着我的整段幼年和大段青春，外公他还是个老人家，于是粗心大意的我竟没有关注过外公正在越来越快速地衰老。直到某一天我回国探亲，回到家乡，回到一间小屋。窗边的深红色家具柜上摆着外婆一尘不染的黑白照片，装在两个巴掌大的旧相框里，穿越我大部分生命的时光，一摆很多年。

这是外公这几年久居的房间，如今他只能躺在床上，大棉被在午后飘着微尘的阳光里盖着他枯瘦的生命，他用依恋地目光贪婪望着我，间或吃力地说上几句含糊但明明白白的话，我说明明白白，是因为他总是反复地说那同一个意思：“文文，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多买点好的吃。”

我在迷你小的时候，最期待周末去外公家。那时候外公是我的叮当猫，我想要的想吃的想玩的，在外公那里总能得到令我心满意足的答案。当然妈妈在我心目中也是万能的，可惜她经常拒绝为我提供叮当猫服务。

初时我的中文发音和语法还属于幼兽的异次元世界，管“烧卖”叫“卖烧”，“狗狗”叫“抖抖”，“公公”叫“东东”。南京人似乎不怎么叫外公外婆的，都叫公公婆婆。

每周末杀去外公家时，我倒腾着我的无影小短腿冲上贴满小广告的老旧水泥楼梯，用整个身体拍响左手边的防盗铁门，奶声大叫：“东东!东东！东东快给我泰门！”然后自门背后某个悠远之处会闷闷飘来一句南京泥土味的答应声：“来啦。”外公腿脚不快，走到门边我已经急得跳脚，偶尔他还要隔着门逗我：“东东是谁啊？”“是你是你！”“我不认识东东啊。那你是谁啊？”“我是文文！”我怒气冲冲地说。“嗯，听明白了，文文是我家的。”外公乐呵呵地放我进门。

外公有三个儿女，按年纪顺次排分别是舅舅、姨妈以及我的母上大人。儿女们各自成家，每家严格遵守国家计划生育，各有一千金，每逢节庆日子里走亲访友，三个花枝招展年岁相仿的小姑娘笑眯眯地站一溜儿，外公觉得甚是得意。

有那么些年，周末时候三家人都各自带着娃娃在外公家共同消磨一整天，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外公会在多早的清晨起床，只知道自己不管什么时间进门，饭厅大桌上都满满当当摆了我爱吃的菜，比如糖醋煎带鱼、比如清蒸狮子头。大抵是叮当猫在为我开门前变出来的吧。我打小儿不爱吃葱姜蒜，但是母上大人是坚持要在狮子头里面加姜泥的，更不用说外面的餐馆，往往都是颗粒分明的碎姜，只有在外公家，我永远吃到的都是无需小心翼翼的狮子头，至于别人的抗议，外公宣布抗议无效。

外公还会亲手给我们三个女娃娃做玩具，不是什么金发芭比之类的，但我却爱之更甚。其中有一种是可以用铁钎子赶着跑的滚环，铁钎子前端有一个水平方向的小弯钩，可以完美地半钩住铁圈滚环，以便在奔跑的时候控制前方滚环的动态并在需要的时候停下它。外公打了三套，根据滚环的大小有三个不同型号，按照年纪顺序分别给了我、表姐和表妹。于是那些年楼下多了三只滚铁环的小花猪，跑得呼哧呼哧的，还不忘扰民地大笑。我对自己的中型玩具极度满意，看来看去它都是最圆的，滚得最快最优雅。因此玩得尤其多。

成长是一场龙卷风，风眼之中的我安然长大，然而有些人的变化却已然被生命推到了最风急雨骤的位置。到了大学本科的时候，假期里回南京，外公还会专门下厨做我喜欢的大花鲢鱼头汤，只是当时下厨对于外公已不算易事，而他也不必再为自己下厨了。他住进姨妈家，每日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于家人熬的几碗咸菜粥，有时候劝他吃点别的花样儿，他还会跟你置气。外公由一个犯倔的老人家，偷偷变成一只虚弱的熊孩子。

但即使他有咸菜粥的坏脾气，他的叮当猫还不曾忘记我那些挑三拣四的口味。直到如今，他躺在床上，缓慢地将抖得剧烈的手伸出被子冲我摇了摇，既像挽留，又像挥别，其实也可能只是那无法控制的帕金森作祟。他的嘴无声地张了几次，最后还是含糊地说了一遍那个意思：“文文，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多买点好的吃。”我拉着他嶙峋若冬天般的手回答道：“好的东东，你也好好照顾自己，咱们下次见。”外公的眼睛亮晶晶的，然而这次与上次不同，他终究是没有哭。

也许外公已经忘记哭这件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