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被石磨村小伙伴们真心接受，一个最遗憾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没有在那里得到一个外号，哪怕特别难听的外号。
北京小孩子喜欢相互起个外号玩玩，在我看来，这也算是一种群体接纳的“背书”。在石磨村我没有获得这个“背书”，以致十几年我进入北大以后，重返石磨村，希望和儿时的伙伴再叙旧情，均非常失败。
离开石磨村以后，我很快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儿时石磨村的小伙伴们，基本上因循着这种“城不城、村不村”的状态继续他们的生活，以致随年龄的增长，这种差异使我们渐行渐远，虽然我仍然在远远望着他们，而他们绝不会远远望着我。
我仅仅在石磨村生活过一年半，且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很多事情都已经淡忘。但我对石磨村的感情，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漠。
1971年，我父亲可以每天回家了，而我母亲似乎也有望回城，所以家里给我办了转学手续，回到我原来的学校，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小学。
很可惜，我手里没有姨姥爷和姨姥姥他们和他们一家人的照片，由于我熟悉的这些表舅和表姨他们，都已经退休，有的甚至已不在了，所以没有前往去搜集照片，将来有机会，一定补上。
九十年代末期，我父亲去世时，在八宝山1号厅举行告别仪式，全国几乎全行业处级以上干部都到场了，华北地区几乎所有行业机关干部全来了，当然也有一些部里在职和离休的领导人，甚至包括个别国家领导也到场了。
姨姥姥一家的二代三代，能去的都去了，父亲离去的时候，家属阵营非常庞大，父亲有知，一定欣慰。
我自豪的是，我在北京，能有这么多给予我温情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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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渐行渐远（资料选自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