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林老师将文学创作归为思想创新、人性揭示、哲理鸡汤或现实写照等四类路径。对此，应该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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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文学创作的论说虽捕捉了部分文人的取向，却忽略了文学本质的多元性与超越性。
首先，文学未必皆负载“产生新思想”之重责，许多杰作恰恰以情感共鸣、形式实验或审美突破见长，如沈从文的《边城》以诗性语言构筑乡土乌托邦，而非直白探讨人性哲思。
其次，“揭示真实人性”并非文学唯一圭臬，现代主义作品（如残雪小说）常以荒诞叙事解构现实，其价值不在写实而在隐喻。至于“哲理鸡汤”，更难以涵盖鲁迅杂文那般冷峻的批判性思考——真正的思想启迪不同于浅层情绪抚慰。
此说的局限在于以功能论束缚文学，未承认创作的自由本质。文人可追求纯艺术性（如木心的诗意散文），可介入政治批判（如廖亦武的纪实文学），亦可探索语言边界（如孙甘露的先锋写作）。若仅以四条“正道”规训文学，反而遮蔽了其拒绝被定义的活力。归根结底，伟大文学永远在突破预设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