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战争，如飓风一般，裹挟着许许多多的面孔到了残酷的战场，多少本该鲜活的生命被战争拦腰截断，多少扎根于那片土地上的家庭被连根拔起！在那样一个时刻，鲍勃·迪伦选择用音乐来表达自己对于和平的期许，用音符来遏止那么多飞在空中的炮弹，他以精神之力量完成了一次对暴力与强权的突围。

现在，先行者们孜孜以求的和平已经到来，难道我们这些后来人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前辈们不懈追求所开创的局面吗？还是对于和平的追求已经上升到对于个体“生”的权利的追求，问题已经演变为如何使每个个体得以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恐怕答案不言而喻。

一旦我们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个体是渺小的，只有集体的利益至高无上，任何放大个人价值的行为都是自私与可耻的。一旦这样的思想被植入脑海，那么对待个体如对待工具的态度终将成就一个时代的恶，这样的思想结出的果实来自地狱，也终将把所有的人拉下地狱。胡适曾告诫过当时的青年一代:“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牺牲你们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可见，不追求每个个体的价值与尊严，不去考虑每个人的“小”的存在，又何以去追求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大”的尊严?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早已有人给出答案:反思，是现在也是未来人类的一条精神出路。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提醒着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反思的，虽然一个身躯跪下了，但是一个民族却能够在精神上站起来，这样的举动，不仅仅是一种对于和平的追求，更是一种对每位德国公民能够有尊严、有价值活着的权利的追求。

巴金先生，也是始终保持着这种反思的状态。他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 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只有这种反思，才会在那样一场民族浩劫之中真正地挖掘到财富，真正地使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能够少一些磨难，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多一些尊严，多一些生活的价值。

对于个体的“生”的追求，其实远不止如此，那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只有我们生活得有价值、有尊严，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才能够存在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毕竟，只有当每一株树苗都能够挺直躯干，昂扬矗立于大地之上时，才会成就一片葳蕤茂密的森林。

答案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追求答案的过程，在于这追求过程中一代代人思想与精神的闪光，在于那种甘愿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人类摸索前进的火把点燃的决绝。任由答案在风中飘荡吧，它飘得越远，人类前进之路途越远，人类前行之步履越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