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琅玕——唐刘合论

叙

     本文是为未来写作传统学术史积累的素材。无论是学案或哲学史，体例都无法令我满意。学案漫无纪纲，往往随人俯仰；哲学史削足适履，每致郢书燕说。本来青睐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英雄合传》的体例。转念一思索，学案导源刘子政《别录》，然必推《老子韩非列传》为不祧之祖，史迁之文非“合传”而何？身处传统之中，虽极欲摆脱，难免反本复始。子曰：“复其见天地之心”，有味哉！

一、国士唐甄

     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四川达州人。其父唐阶泰是明末大儒黄道周的学生，在崇祯年间曾任吴江县令，他本人后来长期寓居吴江。王源说唐氏家族明亡后“有仗节死义与高蹈不仕者”，并不假，他的从祖父唐自綵与叔父唐阶豫在临安城破时殉难，舅舅李长祥是奋战不已的抗清义士。唐甄与易堂九子之首宁都魏禧友善，学术趣味亦相近，为文喜规摹《左传》《国语》与先秦诸子。

     唐甄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家，他在《潜书·室语》中说：“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来，凡有帝王者，贼也。”说清廷仁，只是义不讪上、智不危身的传统态度，同书《存言》篇揭露，由于重税政策，康熙盛世的实质是“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以为，自秦至清的帝王皆为贼，较黄宗羲《原君》含蓄批评“后之为人君者”，尤为痛快、直截。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曾经提出关于政府起源的“坐寇理论”，认为流寇只有狭隘利益，以掠夺、破坏为生；而统治一方的坐寇拥有涵盖利益，占领地越富裕，收益就越高，因此倾向于维持社会秩序并创造生产条件。理性、自利的流寇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变为坐寇，自封君主、国王、天子、皇帝，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唐甄孤明先发，也认为君主本质是杀人越货之贼，“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乃反不谓之贼乎？”

     唐甄理想的政治状态是“任相”，认为“国有贤相，法度不患不修，赏罚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毁誉不患至前，田赋不患不治，吏必尚廉，将必能逞，士必能死，府库充盈，奴仆慑服。”在提升“冢宰”地位、扩充相权的同时提倡“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第一步“任相”是提倡分权，形成领袖之间的制衡，以贵族多头统治取代专制君主的寡头统治；第二步“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则提倡言论自由，希望最终建立起某种对领袖的约束。

     在行政管理上，唐甄厌恶拖沓繁冗的科层制，认为“以诏令之尊威，上驰于下，下复于上，不待旬月而遍于海内矣。人见其遍于海内，吾见其未尝出于门庭”，提倡扁平管理的“省官”，以期避免“官多则禄不得不薄，禄薄则侵上而虐下”。在经济民生上，反对贪官虐取破坏商品流通，认为“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岁息日转、不可胜算”；主张藏富于民，提倡“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发达时，唐甄作为山西长子县令，在辖内大力提倡树桑养蚕；贫贱时，在吴江开设一间促成生丝交易的牙行以糊口。《潜书·教蚕》甚至倡议“桑遍海内”，将局限于苏南沿海一隅的手工纺织业推广至“楚、蜀、河东及所不知之方”。

     作为传统文人，唐甄对待女性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他提倡“夫妻相下”，极其鄙视时人“以妻为迁怒之地”的家庭暴力行为。唐甄有子早殇，但“均是子也，乃我之恤女，则甚于男。”在家国同构的政治环境下，唐甄尊重女性的态度也是反对君主专制观点的自然延伸。

二、奇才刘继庄

     刘继庄的朋友王源说他是“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刘处士墓表》）。这并非虚誉，刘继庄（献庭，字继庄）是罕有的具备科学精神的传统学者。他出生在直隶大兴，十九岁时迁居苏州。之后在吴江、吴县一带生活了三十年，自称“饮食起居与吴习”，卒葬于吴县陆墓山。然清代大史家全祖望作传时距刘逝世不过六七十年，当时就是“吴人不甚知继庄”“如此人才，姓氏将沦于狐貘之口”。

     全《传》成刘继庄“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其实王源为刘氏至交，《墓表》所述相当准确。姑以《广阳杂记》本文证之，《墓表》谓：“留京师四年……庚午，复至吴”。刘继庄以丁卯年（康熙二十六年）入都（《杂记》卷四），受知于徐乾学。康熙二十八年冬，徐乾学因“无端弹射”，上疏乞求“归省丘陇”，庚午（康熙二十九年）春陛辞。刘继庄亦离开京师，《墓表》谓：“遂南游衡岳，因而归，方谋与同志结茅著书终老，乃不一年死矣”。刘氏辛未秋寓汉上（《杂记》卷四），壬申之春始登衡山，甲戌四月十六日尚在郴州（《杂记》卷二），乙亥春至杭州玉泉寺观鱼、重游壑庵（《杂记》卷三），七月六日则已返吴而卒。

     受到西来耶稣会士启发，刘继庄特别留意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他认为：“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见者，非算数譬喻所能尽。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后，必有大圣人出而发其覆也。”并试图改造中国传统学术。

地理学上，他主张在舆地著作中增加自然地理内容。中国传统舆地亦步亦趋于《汉书·地理志》传统，沿革地理汗牛充栋，自然地理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刘继庄认为，“方舆之书所纪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当案志而求，汇为一则。则风土之背正刚柔暨阴晴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诸土产此方所有他方所无者，别为一则。”他倾心于利玛窦、徐光启等人传播的“西学”，要求开宗名义，先根据北极星高度与地平线角度求出本地经纬度，再根据经纬度推求节气、物候等信息，以弥补自然地理方面的罅漏。

     清中叶后国势日蹙、边患频仍，徐松、祁韵士、魏源、龚自珍、张穆等人竞相述作，西北史地成为一时显学，但依然“考古有余、未切实用”的讥诮。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携带气压表、气温计、八分仪、望远镜等仪器，搜集数以千记的岩石、植物标本和详细的贸易数据，撰写《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记》，方符合刘继庄新地理学的理想。

     语言学上，他自创《新韵谱》音标系统，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音位”概念。参考女直国书（满语）与太西蜡等话（拉丁语），先立鼻音二与喉音四为“韵之元”“韵之宗”，再以鼻音喉音互相配合，共得音三十二（即韵母，刘称其为“韵父”），历二十二位（即声母，刘称之为“韵母”），再派入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以便记录“万有不齐之音”。刘继庄热衷于方言调查，“其法即用余《新韵谱》，以诸土方音填之，各郡自为一本，逢人即可验证。”在这个意义上，国际语音协会的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能够精准记录世界范围内各种语言的语音，才是完美的注音符号。

     清代小学主要成就是先秦古音研究，“开山者”顾炎武在《音学五书叙》中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顾氏“别有怀抱”选择复古，尚可以理解。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继起，在复古路上越走越远，主要依据韵文、韵书等文献资料，将音韵学完全做成书斋里的学问，去刘继庄切用之学不可以道里计。

 三、唐甄、刘继庄合论

     唐甄与刘继庄踪迹相迩，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手臂录》作者吴殳（《广阳杂记》卷四记载与吴殳讨论语言文字之学，唐甄甚至熟识吴氏之师、峨眉枪法传人朱熊占）。唐甄之文章为易堂九子魁首魏禧欣赏，推为“周秦之书”，算学巨擘梅文鼎则许为“必传之作”。刘继庄与梅文鼎为友，尤推崇易堂彭躬庵，称“近人文字，目中所见者，惟燕峰暨易堂耳……易堂文雅，当推彭躬庵为第一”。唐、刘与吴江沈氏渊源颇深（沈彤《果堂集·吴江沈氏姓考》谓吴江之沈出于姬姓）。全祖望《传》称：“继庄侨居吴江寿圣院最久，诸沈皆从之游，及其子死无后，即以沈氏子为后”，《唐圃亭先生行略》亦谓：“（唐甄）暮年无嗣，乃以吴江沈氏子为养子”。

     唐甄得力于王守仁“致良知”之学，《潜书》有“法王”篇，称：“阳明子有圣人之学，有圣人之才，孟子而后无能及之者”。并上溯至孟子，有“尊孟”“宗孟”篇，认为：“心体性德既已自修，天地万物何以并治？必措之政事而后达”。刘继庄热衷探索 “造化之妙”，出于程朱“格物致知”之学，“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大学格物补传》）。然程朱之学偏重内在修养，宗教色彩浓厚，要实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刘继庄论学笃实，反而与吕大临“究万物之理”的格物说相近。

     唐甄的思想渊源全然本土化，刘继庄颇受西学影响，渠道为深受耶稣会传教士影响的一批东南士大夫。明末所谓“圣教柱石”徐光启是松江府上海县人，李之藻为浙江仁和人。刘继庄久居于吴，不难获取他们的著作。他赞誉徐光启是“天人”，千方百计寻找《农政全书》，并仔细阅读过李之藻汇编的《天学初函》。他和明末天主教徒、火器专家孙元化的后裔孙松坪交好，欲借阅孙元化遗著《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广阳杂记》卷三称：“泰西除法，始见于《算旨前编》，发挥于《西镜录》。”前书即《同文算指》，讲述加减乘除以至开方等西洋笔算方法，收入《天学初函》。后书即《欧罗巴西镜录》，今有焦循抄本藏于北大图书馆，抄自梅文鼎手订本。书中记载著名的“阿基米德王冠问题”，疑与《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同，由西方传教士口授，中国士夫笔译。梅文鼎《西镜录订注》称：“其书当在《天学初函》后……较《同文算指》尤觉简明”，与前《广阳杂记》说类似。刘继庄亦云“我友梅定九中华算学无双，著有《中西算学通》一册，易泰西横行之术为直行筹，甚简明也”。

     唐甄、刘继庄均对友人顾祖禹的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发表了意旨深远的评论。《潜书·有为篇》中唐甄质疑程朱“精内而遗外”，顾祖禹不以为然，唐甄说：“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险阻战备之形，可以坐而得之，何必讨论数十年而后知居庸雁门之利、崤函洞庭之用哉？”以《读史方舆纪要》“讨论数十年而成书”的例子证明片面、死板的“正身修心”毫无用处，进而提出“有为”“救民”的学术主张，返回古圣人“政学”“言行”合一的理想境界。刘继庄承认《读史方舆纪要》“亦为千古绝作，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须历练也。”他认为顾氏的著作仍然有厚古薄今的缺陷，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予以深化。同时北方颜习斋、李恕谷提倡实学，有“画鬼容易画马难”之喻（鬼无质对，马有佐证）。唐、刘之学归于“有为”“历练”，与北方颜李之学的实用主义精神是相通的。

四、余论——论君权与相权

     明末清初的学者们往往憧憬君权与相权制衡，唐甄《潜书》有“任相”一文，呼吁君主放手任用贤相；魏禧称“相臣者，天子之下一人而已，相臣贤，则可使天子之不贤者从而之贤”；大学者黄宗羲在《待访录·置相》中甚至专门构想了一套宰相设政事房、与天子便殿议政的运作机制。如同托克维尔以18世纪初的美国为“民主典范”，马克思以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为“自由人联合体”思考原点，君权相权制衡的理想来自明代中期张居正成功的相业。刘继庄《广阳杂记》引蔡瞻岷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颇能代表时人看法。但明太祖诛胡惟庸后，革去中书省、升六部，声称：“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相”。殿阁大学士是顾问官，本身地位甚低，往往要加六部尚书、侍郎衔。明代“一帝”的制度设计与所谓“一相”的政治实践根本抵牾，张居正极依赖司礼监太监冯保等的支持，相业名不正言不顺。故黄宗羲也说：“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指“宫奴”）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也”。

     从制度文化角度看，分权制衡离不开“混合政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有些人说过，最好的政体是结合了所有形式的政体，他们推崇斯巴达的政体，因为这种政体包含了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平民政体的因素。国王代表君主政体，长老会代表寡头政体，监察官则代表平民政体”。并进一步将共和政体界定为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一种混合，“倾向于平民政体的混合政体称为共和政体”。如果拜占庭史料可信的话，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墨西拿的狄凯阿尔库斯写作《三政体论》，主张混合了三种未混合政体优秀特征的政体。在罗马的希腊人波尼比阿首次运用混合政体的理论考察强大的罗马共和国，认为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代表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因素，“当外来威胁迫使它们为共同目标采取行动时，相互竞争的本能确保工作及时完成；任何因素如果过分强大和过分野心勃勃时，都会发现自己并非独立，受到其他因素的对抗和反击”。

     马基雅维利于《论李维》中复述了波尼比阿的“政体循环”“混合政体”理论，“（罗马）保持混合制，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并认为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冲突、不和使得共和国“自由而强大”。身处新世界的美国国父们继承了古老的“混合政体”思想，亚当斯《为合众国宪法辩护》（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整段翻译波尼比阿和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并试图将合众国界定为古典的自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为自己取了笔名“普布里乌斯”，为了向罗马共和国的奠基者普布里乌斯·瓦列里乌斯·普布利可拉致敬。最终，古老的混合政体理论演化为近代“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的分权制衡机制。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是一元的，而非混合的。其设计者董仲舒曾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小戴记·表计》：“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然疑董生说出于《春秋传》昭二十五年子家驹“天子僭天、诸侯僭天子”语）。一元的“大一统”政治制度自上而下遍布委托—代理结构。以天子而论，既上与“天命”存在拟制的委托—代理关系，又下与“相”构成着支撑政府运转的委托—代理结构。不同于学者们的空想，君权与相权根本不存在异质政体间的冲突，更无法形成有效的制衡，实际存在的问题是越权代理、无权代理（表见代理）。明太祖废相秉持“众建以分其势”的传统政治智慧，意图在天子与六部长官间建立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但往往造成顾问官和太监窃取代理权，张居正的相业不过是表见代理而已（Apparent Agency,仅仅具有君主代理权的某些表面要件)。

     以孔子之春秋论，“大一统”“通三统”并存。“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为《春秋》之“王正月”。“通三统”者，为《春秋》之“王二月”“王三月”。董仲舒以正朔服色为“三统”，实际上阉割了孔子春秋学，故谶文称：“董仲舒乱我书”。董生的创造性得到刘向的充分认同，他赞许董仲舒“有王佐才，虽伊吕亡以加”。其子刘歆对于制度设计另有想法，贬低董“未及乎游夏”。升降消息可得而窥。《春秋纬感精符》保存许多古代经说，以三统为天、地、人。乾为君、坤为臣。人则为九皇六十四民，与古罗马之三十五特里布斯、一百七十四森都里亚同，为民众组织。“通三统”也是一种混合政体，只是文献无征、语焉不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