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947年—951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第四个中原正统王朝，由沙陀族将领刘知远建立，定都开封（汴州），共历2帝、仅存续4年，是五代中寿命最短的政权。作为沙陀族建立的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汉诞生于契丹灭晋后的中原乱世，借“抗辽复汉”旗号快速收拢人心立国，却因统治集团残暴嗜杀、内部权力斗争激化迅速覆灭，成为五代乱世中武人乱政、政权短命的典型代表，其覆灭直接催生后周建立，也为后周、北宋的中央集权改革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政权核心概况
建立时间 947年，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定国号“汉”（史称后汉），初期沿用后晋天福年号，后改元乾祐
灭亡时间 951年，郭威发动邺都兵变攻破开封，隐帝刘承祐被杀，郭威建后周，后汉覆灭
开国君主 刘知远（汉高祖），沙陀族，历仕后唐、后晋，官至河东节度使，手握北方重兵
历任君主 刘知远（947年在位，仅7个月）→ 刘承祐（947-951年在位，汉隐帝，刘知远次子）
都城 先以太原为临时都城，契丹北撤后迁都开封（汴州），为五代中原政权核心都城
核心疆域 承袭后晋中原核心区域，涵盖今河南、山东、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湖北北部；北接契丹（辽）与燕云十六州，南邻南唐、后蜀等十国，疆域与后晋基本一致，对藩镇控制能力极弱
历史定位 沙陀族建立的最后一个中原王朝，五代最短命政权；统治的黑暗性成为五代武人乱政的极端体现，其覆灭为后周改革扫清了障碍
二、建立背景：契丹灭晋致中原无主，沙陀余脉趁势立国
后汉的建立并非传统的王朝更迭，而是契丹入主中原引发政局真空的产物，是沙陀族残余势力抓住乱世机遇的结果，核心背景可归结为三点：
1. 契丹灭晋，中原大乱：947年契丹攻破开封灭亡后晋，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改国号辽，但其在中原推行烧杀抢掠的“打草谷”政策，激起百姓和藩镇强烈反抗，各地义军四起。契丹因无法控制中原局势，仅占据开封数月便被迫北撤，耶律德光病逝于北归途中，中原陷入无主的混乱状态。
2. 刘知远蓄势，坐守太原：刘知远作为沙陀族实力派将领，历仕后唐、后晋，凭借战功升任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成为后晋北方最具实力的藩镇。后晋与契丹交战期间，刘知远始终拥兵自重，既不助晋抗辽，也不向契丹称臣，坐守太原保存实力，成为契丹灭晋后中原唯一的强势沙陀势力。
3. 借势称帝，快速收附中原：契丹北撤后，刘知远抓住时机在太原称帝，定国号为“汉”，以“恢复中原、驱逐契丹”为政治旗号，精准迎合中原百姓对契丹的反抗情绪和对正统政权的期盼。依托沙陀族的军事基础和“汉”国号的号召力，中原藩镇纷纷归附，刘知远率军南下迅速攻占开封并定都，仅用数月便完成政权建立，填补了中原的权力空白。
三、统治历程：四年两帝，从草创立国到兵变覆灭
后汉的4年统治全程充斥着君臣猜忌、派系内斗、残暴嗜杀，无任何治世建树，仅经历“刘知远草创立国”和“刘承祐乱政亡国”两个阶段，是五代中最混乱的政权之一：
1. 汉高祖刘知远时期（947年，在位仅7个月）：草创奠基，骤逝留患
刘知远称帝后，为快速稳定局势采取了两项临时举措：一是废除后晋对契丹的所有屈辱条款，安抚各地抗辽义军；二是减免部分赋税，赈济因契丹战乱流离失所的百姓，这让后汉迅速获得基层百姓和藩镇的表面支持。
但刘知远生性猜忌、用人唯亲，登基后重用苏逢吉、史弘肇、王章、郭威等亲信，其中苏逢吉、史弘肇等人生性残暴，为后汉的黑暗统治埋下伏笔；同时他对藩镇仅采取“安抚”政策，未加强中央控制，藩镇拥兵自重的问题愈发严重。947年十二月，刘知远称帝仅7个月便病逝于开封，临终前立次子刘承祐为帝，命苏逢吉、史弘肇、郭威、王章四人辅政。幼主登基、辅政大臣派系林立，让后汉从短暂稳定迅速陷入内部权力斗争。
2. 汉隐帝刘承祐时期（947-951年，在位3年）：幼主乱政，君臣反目，兵变亡国
刘承祐继位时年仅18岁，性格懦弱却又刚愎自用，辅政的四大臣迅速分裂为两大派系：文臣派（苏逢吉、王章）执掌朝政、财政，武臣派（史弘肇、郭威）执掌军事、禁军，两派互相倾轧，矛盾不断激化。史弘肇性情残暴，执掌禁军后在开封街头随意诛杀大臣、百姓，甚至无视皇帝权威；苏逢吉则借机挑拨君臣关系，让朝堂陷入血雨腥风。
刘承祐因不满辅政大臣专权，在宠臣郭允明、李业的挑拨下，对史弘肇、郭威等人心生杀意。950年十一月，刘承祐设计在宫中诛杀史弘肇、王章，随后下令诛杀镇守邺都（今河北大名）的郭威及其全家，彻底激化君臣矛盾。郭威得知全家被杀后，以“清君侧，诛奸佞”为旗号在邺都起兵，率领大军南下。后汉军战斗力低下，郭威大军一路势如破竹，中原藩镇要么观望、要么归附，刘承祐彻底沦为孤家寡人。
950年十二月，郭威大军攻破开封，刘承祐在出逃途中被亲信郭允明所杀，年仅21岁。951年正月，郭威在开封称帝，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存续仅4年的后汉正式灭亡。
四、疆域与统治：中原核心区的短暂掌控，黑暗残暴贯穿始终
后汉的疆域与后晋基本一致，始终局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核心区域，且因统治时间极短、内乱不断，从未实现对疆域的有效掌控。其统治的核心特征是武人专权、残暴嗜杀、横征暴敛、民生凋敝，是五代中统治最黑暗的时期：
1. 疆域：守成无扩，藩镇离心：后汉无任何对外扩张举措，也无力抵御契丹的零星侵扰，对境内藩镇仅能实现表面控制。契丹北撤初期，藩镇因急需正统政权依附而归附后汉，后期因朝廷的残暴统治纷纷离心，郭威兵变时各地藩镇“望风归附”，便是藩镇离心的直接体现。
2. 政治：权臣专权，嗜杀成风：沿用五代三省六部制，但皇帝形同虚设，朝政被辅政大臣掌控。文臣苏逢吉嗜杀成性，曾下令“尽诛叛臣家族”，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武臣史弘肇执掌禁军后，在开封推行恐怖统治，百姓“道路以目”，后汉的中央权威因残暴统治彻底丧失。
3. 经济：横征暴敛，民生凋敝：契丹灭晋后中原经济本就濒临崩溃，后汉统治者不仅未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反而为维持军队和朝廷开支横征暴敛。王章执掌财政后，大幅提高赋税、盐铁专卖价格，百姓苦不堪言、流离失所，中原地区再次爆发农民起义，进一步动摇了后汉的统治基础。
4. 军事：武人掌兵，君权旁落：核心军队为沙陀族骑兵和后晋残余禁军，因长期缺乏训练、将领不和，战斗力大幅下滑；军事权力完全被史弘肇、郭威等武臣掌控，皇帝无任何军权，最终因贸然诛杀武臣引发兵变，成为五代“武人乱政”的极端体现。
五、灭亡原因：多重矛盾叠加，沙陀王朝的必然末路
后汉仅存续4年便覆灭，并非源于外部威胁，而是内部矛盾全面爆发的结果，是沙陀族军事集团衰落、五代武人专权、统治集团腐朽等多重问题的集中体现，其灭亡具有必然性：
1. 核心根源：沙陀军事集团的彻底衰落：后汉是沙陀族建立的最后一个中原王朝，此时的沙陀族经后唐、后晋的多次内乱和战争，人口锐减、军事力量大幅缩水，失去了主导中原政治的核心实力；同时沙陀族统治者长期沉迷权力斗争，缺乏治国才能，且残暴嗜杀，彻底失去中原百姓和士族的支持，统治合法性荡然无存。
2. 直接原因：幼主乱政，自毁长城：刘知远骤逝后，幼主刘承祐无治国能力，却刚愎自用、轻信谗言，在辅政集团内斗的背景下，贸然诛杀史弘肇、郭威等核心重臣，甚至杀害郭威全家，彻底打破了武人集团与朝廷的权力平衡。郭威作为后汉最具实力的军事将领，手握重兵且深得军心，其兵变是后汉朝廷“逼反”的结果，刘承祐的行为本质上是自毁长城。
3. 关键因素：统治集团残暴嗜杀，民心尽失：后汉统治集团的残暴堪称五代之最，苏逢吉、史弘肇等人的嗜杀行为，让朝堂人人自危、百姓民不聊生，无论是官僚集团、藩镇势力还是底层百姓，都对后汉统治充满不满，郭威兵变时的“百姓迎师、藩镇归附”，便是民心尽失的直接体现。
4. 根本问题：武人专权，中央集权彻底缺失：后汉延续了五代“重武轻文、藩镇割据”的弊端，武臣手握重兵、专权跋扈，皇帝无法掌控军权和地方，中央集权彻底缺失。这种“强枝弱干”的格局，让政权极易因内部权力斗争崩溃，这也是五代所有政权短命的共同根源。
六、历史意义与影响
后汉虽为五代中最短命、最无建树的政权，但其存在和覆灭仍对五代后期及北宋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核心体现在三点：
1. 终结沙陀族的中原统治，推动民族融合：后汉的覆灭，标志着沙陀族军事集团的彻底衰落，此后沙陀族不再作为主导中原政治的核心力量，逐渐融入中原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推动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
2. 为后周改革扫清障碍，奠定北宋集权基础：后汉的黑暗统治和快速覆灭，让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深刻认识到五代“武人专权、藩镇割据”的弊端，此后后周推行一系列改革：削弱藩镇兵权、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休养生息，为北宋的统一和集权改革奠定了基础；北宋建立后，进一步推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国策，本质上是为了避免重蹈后汉等五代政权的覆辙。
3. 催生北汉建立，延续五代分裂格局：后汉灭亡后，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在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依附契丹与后周、北宋对峙，成为十国中最后一个政权。北汉的建立，让五代的分裂格局延续至北宋初年，直至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军灭亡北汉，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才彻底结束。
4. 成为五代乱世的历史镜鉴：后汉的残暴统治和短命覆灭，成为五代乱世的典型镜鉴，让后世统治者认识到：政权的稳固并非依靠军事强权，而是依靠清明的吏治、安定的民生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一认知深刻影响了后周和北宋的治国理念。
七、后汉与北汉的关联
后汉灭亡后，刘知远之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因不满郭威代汉建周，于951年在太原称帝，仍沿用“汉”的国号，史称北汉，成为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政权。北汉国力弱小，始终依附契丹（辽）与后周、北宋对峙，是后汉政权的残余延续，直至979年被宋太宗灭亡，成为十国中最后一个覆灭的政权，也标志着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彻底终结。
总体而言，后汉是五代乱世中典型的“短命割据政权”，它因乱世机遇立国，却因自身的残暴统治和内部矛盾迅速覆灭，是沙陀族中原统治的最后绝唱。其历史虽短暂，却为后周的改革和北宋的中央集权提供了直接的历史教训，成为五代十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