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明/文）

《借山而居》的作者张二冬说：“每次从山下购物回来，坐在山上，向山下望望，看看人间”，有人觉得作者是在美化山里的生活,也有人会认为作者的真实境遇与作品中的记述应该不会是一致的，甚或是相差甚远。

有时也在想，在终南山借山而居的二冬，将来有了妻子，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假使妻子愿意过这种生活，可以在山上居住；等有了孩子的时候，还会在山上居住吗，人终归是离不开社会的。书的作者，没有入过世，也就谈不上出世；目光时时刻刻都与外界保持联系，也就谈不上隐居。

无非是把居住在山里作为宣传手段，获得别人的关注，背后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通过出书、微信公众号打赏等方式来满足在山上居住的物质条件。读者也只是在艳羡着别人的生活方式，感慨一番、回忆一番，然后继续沉浸在自己的生活轨迹里，继续进行着千篇一律的城市生活，不然还能怎样呢。

其实不违背公序良俗的生活方式和爱好，放手去做。在城市里享受便利的生活时，也可以有恬淡的心境、舒适的心情。人生是自己的，与别人的评价无关；在别人看来，粗茶淡饭会很辛苦，也许你正沉浸在幸福中；在别人看来锦衣玉食的生活更好，也许身处其中的人内心正挣扎求索、欲壑难填，毫无幸福可言。

古语云：“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苏轼词中也有这样的话：“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似海一身藏”。说来这隐只是一种心态，一种生活方式，外在的都是形式。如果太过在意形式，而忽略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就会本末倒置。

一个人静坐在那里，外表看起来安静闲适，也许内心却焦躁不安；一个人忙忙碌碌，外表看起来匆忙焦虑，内心却可能是安定的。宋明理学所说的动亦定，静亦定，定的是心之本体。有未发之中，才能发而致中和。禅宗的戒定慧，也是如此，绝非是要人空心静坐，而是说本体要定。正如王守仁说的，要在事上磨练，悬空静坐会徒增病根。

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个虚幻而美丽的梦。那些辞掉工作，到大理、丽江去定居的人，也许事实并非想像中美好。环境只是外在因素，到哪里都得面对生计，都得投入生活。活着或是幸福与否，大抵真的不是身在何处、从事何种工作、处在何等位置，更多的是一种感受罢了，正因为是个人的感受，所以幸福是没有标准的，也无法用语言去表述。

看到一个视频，记者采访在田间劳作的大妈，记者问：“大妈，你幸福吗？”。大妈说道：“你有那闲心还不如帮我剥点玉米呢”。当我们被别人问道，你幸福吗，也会无从回答。幸福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幸福更多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整体感知和评判，无法完全靠外界来评价和衡量。

当然，外界的评价和衡量会会左右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尤其是当一个人的思想还不能完全独立的时候。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最后都活成了父母的样子，父母的思想和行为在一个人幼年时会深深的植入到内心里。倘使父母是乐观开朗的，经常表扬孩子，给孩子足够的成长空间，孩子自然会健康成长；倘使父母经常否定孩子，孩子做什么都是不对，非打即骂，就会将这个孩子的精神闷死在原地，使得孩子畏首畏尾，觉得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安全的。可就连最古老的智慧，《易经》中都说到“穷则变，变则通”（这里的穷是没有出路的意思），敢闯敢拼，敢想敢干，才能有一片天地，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就会走上僵化的道路。

范伟曾经主演过一部电影，叫做《求求你，表扬我》，当记者古国歌对这个主动到报社要求表扬自己的中年人感到困惑时，向杨红旗（范伟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幸福。杨红旗没有从宽泛的角度回答，估计这样也会超出一个老实巴交工人的认知，就说了这样的话：“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了，你就比我幸福。”尽管这种基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认知中的幸福，或可说是短暂的满足感，并不能给幸福一个答案，却也暗含着幸福的可能有无数种。

杨红旗执着于要到的表扬，正是他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的东西，也可说是杨父在他心里种下的种子。杨红旗的父亲在那间风雨飘摇的陋室里，守着满屋子奖状。当记者进到屋子里，老爷子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从他的侧面有一道圣洁的金光撒入，也可谓杨红旗父亲为之追求了一辈子，继而又对儿子满是期待。

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何杨红旗执着于做了好事一定要寻求表扬，因为这在他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旁，就是林立的高楼，杨父赖以精神慰藉的就是满墙的奖状，将自己虚弱的身体包围起来。那贴满墙上的仿佛不是奖状，而更像是道德的重负，积压在杨胜利这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心中，放不下，忘不了，只能无奈的转移到儿子身上了。这位虚弱的垂垂暮年的老人，一定觉得很累，却无法知晓甚或是思考过人生的意义，便把自己的苦让儿子承担，自己最后坐在轮椅上，脸上挂着“精神胜利”似的笑容，却未曾发觉儿子脸上的无奈。

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处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纪伯伦在《先知》中也说过，自由是人类枷锁中最粗的一条，也就是当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就意味着背后有更大的枷锁。   

于是在卢梭看来，无论是杨胜利、杨红旗，还是古国歌他们都是不自由的，他们那颗真诚纯净的心灵被灰尘所掩盖，这片灰尘可能是物质，更可能是名誉或荣誉。

  王守仁对弟子薛侃的“闻誉而喜，闻毁而闷”的疑问是如此回答的：“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有功夫好名？”

当一个人没有强大到无视他人的评价时，受人尊重和被人赞赏，就会使人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

在《人类简史》一书中，作者在书的结尾处，从生物学、哲学、科学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快乐和幸福，也可以说打开了不同的思维和角度，但终归于离不开个人的感知。

我们深处在城市里，生活条件得到空前提高，幸福感并没有随之迅速提升。今天物质生活的丰腴，我们要感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至于幸福感下降，也许是充满着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和为了得到更好的物质享受而过度付出的努力以及攀比心理带来的，人们的物质世界枝繁叶茂，精神世界一片空虚，浮躁、焦虑是普遍存在的。

是否放慢脚步去感知幸福，我们也只能扪心自问，活着是自己的事，幸福不幸福也是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