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公元1070年。
这一年是北宋熙宁三年，在位的是宋神宗。
这也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年。
宋神宗即位时就面临了巨大的财政亏空问题，外有辽和西夏，每年需要大量岁币，内有“三冗”问题，开支庞大，内忧外患，财政困乏，他一早就对“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深信变法才是缓解危机的唯一路径 。
于是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
法令颁行不足一年，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京城里雨急风骤。
要改变，总归是不容易的。
而秀州（今浙江嘉兴）判官李定，却是头顶艳阳天，他在这一年因为受到了审官院（负责官员考核）的推荐，满怀憧憬来到了京城，等候皇帝任命。
判官属于州县幕职，算是低等官吏，当时想要往上升迁，可以说是难度极大，无数人辗转一生，难进窄门。
而幸运的李定，年轻时还曾经受学于王安石。
于是王安石知道自己的学生入京后，也做了举荐。
宋神宗亲自召见了李定，发现他坚定支持变法，对时政也颇有见解。
宋神宗对于变法实行的信心大增，于是决定对李定升职加薪，准备直接提拔为知谏院（主要负责接收和处理官员和百姓的上书言事，对朝政进行监督和批评）。
这对于李定而言，是职业生涯上一个巨大的跃迁。
步子太大了。
首先就遭到了宰相的反对，说本朝可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改授太子中允（无实职，算是提待遇）、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就是负责纠察百官，肃正纲纪的，加了“里行”的意思就是注明任职资格还不够，只是让你先干着。
宋神宗算是做出了让步。
然后按照流程，宋神宗批的条子（当时叫词头）就到了中书门下舍人院，可以安排草拟正式的诏书了。
草拟诏书的官员，往往还兼任其他职事，所以是采用轮流值日的分工方式，称为“当制舍人”。
但这个高级职位不止是草拟文字这么简单，还有人事方面的封驳权力，就是如果觉得内容不合法，可以拒绝草拟。
当天轮值的当制舍人，叫宋敏求，一看宋神宗这条子的内容，直接退件。
“旧制须于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方许举奏入台…”
就是说李定的资历差太多了，直接进御史台不合规矩，难于服众。
宋神宗碰了个钉子，很不高兴，说宋敏求你就别干了。
转过天来又把条子送到了舍人院。
当日轮值官是苏颂。
苏颂博学多才，是个著名的科学家。
科学家自然更是严谨，收到条子后二话不说，再次退回。
理由是监察御史官品虽不高，权责极大，这不是一个幕职可直接胜任的，破格提拔，“必致人言”。
宋神宗这次没再上头直接罢官免职，找了一个决策的依据。
“去年诏书，台官有缺，委御史中丞奏举，不拘官职高下”。
你看，去年御史台其实提到过这种情况，可以“不拘官职高下”的。
条子又送过去了。
这次舍人院值班的是李大临。
李大临认真查了一下御史台的相关条款，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当时说“不拘官职高下”，只是不限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而已，宋神宗单截了这半句话来糊弄。
于是李大临也没给面子，再次退回。
宋神宗第三次碰壁了。
这能不生气？
宋神宗索性直接点名要苏颂拟诏。
苏颂仍旧拒绝拟定，并滔滔不绝地跟宋神宗讲了一通用人之道，最后建议另授官职，不可因一个人坏了朝廷制度。
群臣也看不下去了，都劝宋神宗还是算了吧。
咱毕竟不占理。
但是变法，就是先破后立，所以王安石说话了：
“若就这么算了，那陛下威仪何在，以后还如何御下？”
对，威仪何在。
宋神宗再次召见苏颂来商量此事。
苏颂依然坚持己见。
宋神宗见商量不通，甚至开始威胁了：“久格诏命，恐将得罪，卿宜思之。”
苏颂觉得一直硬顶也不是个事，于是跟宰相说这诏书如果一定要写，“恳请陛下特批‘特旨所除，不碍条贯’”。
你皇帝自己要公开承认坏了规矩，看你接不接吧。
宋神宗也是杠上了，还真就写了御批：“所除李定系特旨，不碍近制。”
科学家有的是招。
苏颂说行吧，就算是特旨，那还需进一步完善组织程序，“采听群议、询访近臣”，看一下李定之才是否“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
这流程就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了。
宋神宗不上当，也不回复，转天又把条子直接递给了苏颂。
苏颂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又以当日并不是他轮值为理由，再次推托了。
条子又到了当日轮值的李大临手里。
李大临仍坚持李定没有突出政绩，建议先让他任一般官职，慢慢考察后再提拔不迟。
这算是宋神宗第八次碰壁了。
耐心耗尽。
“轻侮诏命，反复若此，国法岂容！”
苏颂，李大临也被免去了官职。
这被称为“熙宁三舍人事件”。
也真是极限拉扯了。
皇权与文官。
变法与守旧。
个体与群体。
理性与感性。
李定在宋神宗的强力支持下，最终进入了御史台。
也进入了更复杂的江湖。
他很快将面临风雨的冲击。
而他也将掀起一波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