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指出，对孩子们只是爱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无条件地去爱，他说，爱他们本身，而不是爱他们所做的事。

作为一个父亲，我明白这是个高难要求。然而现实更具挑战性：我们所接受的无数其他建议都被证明是适得其反。实际上，我们得到的建议都是关于“有条件的父母之爱”的，它的形式有两种：当孩子们乖的时候，向他们表达爱意；当他们不那么乖的时候，则抑制这种爱意的表达。

由此，脱口秀主持人菲尔•麦克格雷通过他的书《家庭至上》告诉我们说，对孩子们需要和喜爱的东西，应该是有条件地给予；表现好的时候就作为奖赏，表现不好就得不到，以此让孩子们“按你的意愿行事”。他还指出“对孩子而言最强大的钞票，就是父母的接纳和认同。”

“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并不只是体现在旧式家长制作风中，那些做梦都没想过要体罚孩子的现代家长，却选择通过暂时孤立孩子的办法来调教他们，并美其名曰“叫停”。反过来，“正面强化”措施教育孩子：只有做出我们认可的“好行为”，才会被爱、才可爱。

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赞赏的问题不在于其给予的方式不对，或像某些保守人士认为的来得太轻易，而是从根本上，它仍然只是一种控制手段，与惩罚相对。各种各样“有条件的父母之爱”所传递的一个重大信息就是：父母的爱是需要孩子用努力赢得的。罗杰斯警告说，如果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孩子成年后会不得不通过心理治疗来找回童年缺失的这种“无条件接纳”。

那么罗杰斯是否正确？在我们准备抛掉主流观点之前，最好是先有些证据。而现在我们有了。

2004年，两位以色列的研究者，Avi Assor 和 Guy Roth，同美国顶尖的动机心理学专家爱德华•德西一起，采访了一百位大学生，询问他们是否觉得童年来自父母的爱是有附加条件的，比如学校的表现、训练的刻苦，是否被拿来同他人比较，愤怒和恐惧的表达是否受到压抑。

结果表明，接受“有条件父母之爱”的孩子的确更有可能向父母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这种切合是有严酷的代价的。首先，这样成长的孩子更倾向于对父母抱有愤懑和厌恶之情。其次，他们更愿意表示，他们的行为更多是源自“强大的内部压力”，而非“真正的自主选择”。而且，他们取得成功之后的幸福感通常很短暂，而他们常常感觉自责和羞愧。

在一个比对研究中，Assor博士和他的同事们采访了数位子女已成年的母亲。就这一代人来看，有条件的父母之爱同样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了损害。那些感到在童年时期，自己只有在符合父母期待的时候才被爱的人，成年以后有更强的自卑感。然而，虽然自己受到伤害，这些母亲们却更倾向于对自己的孩子实施类似的有条件关爱。

研究表明，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有条件关爱都是有害的。但是有细微的不同。正面的方式有时候确能鼓励孩子们在学习上更加努力，但是仍然会让孩子产生“内在强迫”的不健康心理。负面的方式根本连短期效果也没有，相反只是增加了青少年对于父母的逆反情绪。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新闻的话)，是这种以赞赏激励孩子良好表现的方式，并不比用惩罚制止孩子犯错的方式更具价值。两种方式都只是有条件的父母之爱，而且都不怎么有效。

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虽然认为负面的有条件父母之爱，比如“叫停”，会产生“深深的焦虑感”，但他却因此赞同这种教育方式，因为“当我们的言语已经失去作用”他说，“唯一能迫使他服从我们的要求的东西就是威胁收回对他的爱。”

但数据显示，收回爱并不一定能带来服从，对于道德感的发展更加无益。即便我们真的成功使孩子服从了我们，比如，通过正面强化，但难道一时的服从值得以长期的心理伤害为代价？父母的爱应该成为控制孩子的工具吗？

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一种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阿尔伯特·班杜拉，心理学分支——社会学习理论之父，声明无条件的爱“将使孩子失去方向感，而且变得很不可爱”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实验证据支持的论断。这种自我接纳的孩子会缺乏方向感和魅力的认识，充分反映出提出这种警告的人对于人性的灰暗判断。

在实践中，根据德西博士和其他研究者提供的精彩数据，家长和老师对于孩子的无条件接纳需要和“自治支持”同时进行才行：提出要求的时候，解释原因；尽最大可能创造孩子参与决策的机会；鼓励而不是操控；积极地从孩子的角度思考。

最后一项特点其实说明了无条件父母之爱的本质。绝大多数家长都会说我们当然是无条件爱孩子的。但真正重要的是孩子们感受到的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否不管做对、做错或做得不够好都感受到了父母不变的关爱。

罗杰斯虽然没这么说，不过我相信他会很开心地看到，对心理治疗师的需求减少了，因为更多的成年人都在童年期得到了足够的无条件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