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贾岛是一位苦吟诗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为作诗费尽心思。不过，他的《寻隐者不遇》却写得率性愉悦，毫无苦楚，是一首很值得玩味欣赏的小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虽有淡淡的惆怅，却清闲雅致。当年读这首诗，对那位隐者很是仰慕：住在白云缭绕的山中，有苍松为伴，有童子看家，当然也会有青鹤白鹿；过的是山中日月，做的是采药济人——这是怎样自由恬适、富有意义的人生？
稍早于贾岛的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则写出了隐者的另外一种生活：“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芙蓉山主也隐迹山中，然而相比贾岛笔下的隐者，少了很多出尘意味和隐逸之气，多了世俗的烟火味。“天寒白屋贫”，寥寥五字，就写出隐居的寒酸。在茫茫的风雪之夜，这位隐者还要在外奔劳，直到半夜才归，不能不让他的家人深为忧虑。人生的很多掣肘同样羁绊在他身上——谁说隐者就没有烦恼？读这首诗，很容易引发对人生的感喟和对温情的向往。
俄国老托尔斯泰《穷人》里有一段写渔妇对丈夫的担忧，当年读后印象很深：“桑娜坐在火炉旁补一张破帆。屋外寒风呼啸，汹涌的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一阵阵浪花。海上正起着风暴，外面又黑又冷，这间渔家的小屋里却温暖而舒适。……丈夫清早驾着小船出海，这时候还没有回来。桑娜听着波涛的轰鸣和狂风的怒吼，感到心惊肉跳。”读这一段，担忧心惊的岂只是桑娜！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没有写家人对隐者的担忧，却以淡淡的一笔勾染隐士归来的欢乐：“柴门闻犬吠，。” 犬吠之后，诗人不着一墨，大片的留白让读者自己填补：那是怎样温馨的场景！
《三国演义》里“玄德南漳逢隐沧”一段写刘备夜宿水镜庄潜听徐庶见司马徽：“玄德饮膳毕，即宿于草堂之侧。因思水镜之言，寝不成寐。约至更深，忽听一人叩门而入，水镜曰：‘元直何来？’玄德起床密听之……”这个风雪之夜，刘长卿止宿在芙蓉山主之家，也做了一回刘备。虽然主人未回，但家人还是殷勤接待了诗人，而在不经意间，诗人也一定体察到那种几乎凝固在空气中的淡淡的隐忧。饭食、盥洗既毕，诗人斜倚在床头，屋内炉火微红，屋外风雪屑屑，他不禁也为隐者担忧。半夜，忽然院子柴门处一阵犬吠，接着是一阵喧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脚步——在这个让人忧思的风雪之夜，芙蓉山主终于平安归来！
读这首诗，让人觉得不如意的人生原来还有许多温暖的人情。
（二）
刘长卿不是隐士，但有隐士情结。他写过不少与隐逸有关的诗，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他的朋友方外人士很多。至于贾岛，本身就曾是出家人，隐士情结植根于心。他同样也写了不少隐逸生活的诗，有名的如《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又如《送无可上人》、《灵准上人院》，实在太多。
唐代是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积极入世的王朝，然而文人仍然怀有隐逸情结。唐代知名的隐士前期有孟浩然、王维，后来有陆龟蒙。担任过宰相的张九龄也有一颗隐者之心。王维一生半宦半隐，与王昌龄同科进士的常建睡了一觉就归隐了。天才诗人李白、穷酸诗圣杜甫、失意的改革家柳宗元都曾隐居过。侧身官场，只要不是尸位素餐，不是贪官鄙吏，不是蝇营狗苟之辈，自然往往为案牍所累，自然会有隐者之思。
中国历代都有很多隐士，隐逸成为一种文化。尧时代的巢父、许由恐怕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隐士，春秋时的范蠡、东汉的严子陵、东晋的陶渊明、北宋的林和靖都是著名的隐士。明代以后，知名的隐士似乎少见。检索中国历代知名的隐士，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文人。文人与隐士建立着一种奇妙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他们的诗文传世使他们出名；另一方面，隐逸是一种哲学，文化的底蕴赋予人以思想，引导他们关注生命，努力探求生命的真谛。为什么要隐？通常都认为“隐”是厌世，其实不然，隐士看重的是自己作为个体对生命的体察，而浮华的世俗生活妨碍了他们对生命深切地体验。没有深切体验的生命是虚无的、没有意义的，于是他们避开世俗，拒绝干扰，以一种孤独的方式生存，静静地慢慢地体察生命，感受生命一丝一忽的流淌，寻找真我，寻找原初。因此，惟其能时刻真实、真切地触摸生命，这才是“隐”的意义所在。
然而做成功的隐士也难，需要资本，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这种资本，首先当然是文化的资本，需要达到一种高度，能触摸文化的灵魂。目不识丁的蠢汉或是初窥门径的腐儒没有那种思想和气质，做不来隐士。还要有经济的资本，完全的穷措大也做不了隐士。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整天要为生计到处奔波，乃至觍颜求人，隐居一定不会快乐。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因为他们一穷二白，除了周粟，他们别无所有，只能采薇，那东西很难填饱肚子。陶渊明41岁时归隐，家中还有僮仆，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俨然一富裕农家，近乎中等地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后来遭遇火灾，渊明沦为赤贫，“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生活实在不逍遥。也真亏他能坚持下去。晚唐的陆龟蒙，祖上曾几代为官，家底厚实，有房屋三十间，田地四百亩，还有佣工十余人，所以能自在地隐居。但他在《甫里先生传》中里还在哭穷：“先生由是苦饥，囷仓无升斗蓄积。”林和靖避居西湖，能养鹤种梅，有童子相随，经济也不是太差。能隐居，又能搞活经济的唯有范蠡，他实在让人不能不叹服。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做生意，积极地投身世俗，似乎又不能算真正的隐士。
今天我们谈论的隐士，他们在历史上都有记录，都很有名。他们出名，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有名，而“隐”又使这种“名”更加发酵，吸引了当时或是后来更多关注抑或疑惑的目光，新添了让历史编辑者以为值得记载的内容。出名应当不是“隐”的本意，但“隐”恰恰变成了“显”，这也算一对历史悖论。当然对于真正的隐士来说，这种“显”并无意义，他们也并不需要历史的记载和认同。更多的让人倾慕的隐士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像被蒸发的一滴水消失。
隐士走的是独善其身的路子，至于天下苍生，隐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之不是他们考虑的范畴。从这点来说，隐士其实又是自私的，他们的格局也是狭仄的。所以隐士至多杰出，而总达不到伟大的境界。这是他们的局限。
（三）
中国有隐士，外国当然也有。印度有隐士，日本有隐士，欧洲的中世纪也有隐士。与中国不同，外国的的隐士似乎多是出家修行的人，而在中国，和尚、道士不好说是隐士。俄国的老托尔斯泰是一位真正的隐士，他一生都生活在乡间，执着于乡村改革和写作。近现代的欧美，有一些类似中国古代的隐士。写过《瓦尔登湖》的梭罗隐居过，写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是一个隐士。近年来知名度很高的科马克·麦卡锡也被称为隐士，因为“他人生中的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极度贫困，不是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就是住在汽车旅馆里”。不过，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只是离群索居，只是与外界较少联系。
隐士都有复古的情结，这很自然，就像现代人怀念古代一样。老子希望小国寡民，并不是因为他保守，而是他认为那种生活状态下一切更逼近生命的本原，人的自然属性能充分地体现。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对社会发展太快的恐惧日益显出前瞻性和正确性。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科技发展的尽头，人会成为什么？这已经是现代非常迫切需要解答却又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
在现代，做一个真正的隐士的确太难。科技的触角无处不在，喧哗与骚动让人很难保持内心的宁静。写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似乎也想隐居，不过，思想与现实的矛盾没能解决，他最终选择了卧轨。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而人类思想的代谢远远落后。在创造文明的同时，稍不注意，人就迷失自己，变异为一只甲虫或一只其他什么。因此，我们需要踩动刹车，让自己慢下来，创造一种孤独和宁静，做一回或者几回隐者，来体验生命的真切，认识人还是人，自己还是自己。如是，当我们回首时，那些曾经的孤独和宁静终被锤炼成生命里的光，照亮我们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