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大部分底中国人都好贵古贱今。凡今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如何好，或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总要差一点。古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或做得更好。 如果今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便借题发挥，用“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等滥套，将今人骂得狗血淋漓。
在旧时，除了些庙堂颂圣底作品外，在私家的著作里，很少看见称赞他自己的时代底文章。王充《论衡.齐世篇》说:“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好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在他自己的书里有《宣汉篇》。在这篇里，王充指出，汉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王充感觉到他自己的时代的伟大，这在旧时是很少见底。
在旧时，大部分人所以贵古贱今者，其原因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今”是一个人之“所见世”，“古”是一个人之“所闻世”，或“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他们亦是贵古而贱今。《抱朴子》说:“俗世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患矣。”正是说此。就第二点说，中国旧时底社会，是农业底社会。在农业社会里，人所注意底事情，如四时之变化、五谷之种植收获等，大部分都是循环底。对于循环底的事情，人靠经验即可以知 之、治之，特别“尊高年”。高年是有经验底人。青年人有什么不了解或不能应付底事，即请 教于高年。高年，凭他的经验，可以教训青年，而这些教训，大致是不错底，因为在农业社会里，新来底事与过去的事，大致都是一类底。在这种情形下，人对于“古”即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尊敬之心。但在工业社会底人，新底事情，时常发生。而其新又不只是个体上底新， 而是种类上底新。我们常听见有些高年人说:“这种事我没有经过。”这一类底话。在农业社会里，是很有意义底，但在工业社会里，则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因为在工业社会里，人所没经历过而新有底事，是太多了。对于人所没有经历过底事，旧经验的教训即不可用，至少是 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业社会里高年不是一个人傲人底性质，而青年人反是一个傲人底性质了。青年所以称为一个人傲人底性质者，因青年对于种类上的新底事物，可以学习，而高年则不能学习也。在农业社会里，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于道德底理由，一半是由于实用底理由。在工业社会里，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于道德底理由。
近数十年来，中国自农业社会渐变为工业社会，所以贵古而贱今底人，在现在是很少底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犯了一种毛病，即贵远贱近。凡中国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 无论这事如何好或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外国人总要差一点。他们总想着外国人所做底事一定更好。如中国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一定要借题发挥，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等滥套，把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所以有这一部分人，贵远贱近者，其原因亦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近是人之所见，远是人之所闻或传闻。人既易于“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也易于贵远贱近。就第二点说， 中国现在一部分人还有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上篇《论抗建》里，我们说到所谓殖民地人的心理。中国人有这种心理，以在清末民初时候为最甚。相传有人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这与上《抱朴子》所说，可谓“异曲同工”。实际上或不必真有人如此以为，但有此传说， 也就是一个很有意义底事实。此事实使我们知道，当时有许多人盲目地崇拜西洋人。这种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中国到现在还有此残余。此即是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多少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贵远贱近，虽也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又并不是仅只贵远贱近，他们对于阿比西尼亚的英勇，总觉得“不过如此”，而对于捷克的懦怯，总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些方面看， 这一部分人的贵远贱近，是由于他们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说，人贵所闻而贱所见。这并不是人的弱点，而正是人的优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一就是人有理想。我们可以说，人是有理想底动物。就客观方面说，理想是事物的完全底典型。就主观方面说，理想是人对于事物的完全底典型底知识。人有理想，而其所见底事物，都不尽合于他的理想。社会上或历史上底事，都是人做底。人都是人，不是神。此即是说，没有人是绝对完全底，没有人是完全合乎人的定义底。在实际底世界中，无论什么事物，都必多少合乎它的定义，但亦没有一个事物，能完全合乎它的定义。人既是实际底事物，他总有缺点，他所做底事亦总有缺点。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离我们远底人，亦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所做底事亦有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异时异地底人，因为距离远底缘故，不 容易看见，因为距离远底缘故，人看异时异地人或事，都只看见其大体轮廓，其详细则看不 清楚。如其大体轮廓无大缺点，人即以为其是完全底。人对于其同时同地底人或事，则是深 知其详底。因深知其详底缘故，不但看不见其大体轮廓的无大缺点，如果其大体轮廓是无大 缺点，而且简直看不见什么是其大体轮廓，如所谓见树不见林者。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看其同时同地底事，自然只见其是不完全底了。
我们论历史上或社会上底事，必须先就其大体轮廓看。看见了它的大体轮廓，然后可以看见它的主要底趋势，及它的趋势所向底目的。用我们于以上所用底名词说，我们看见了它的大体轮廓，我们才可以于它的许多“情”中，看出它的“性”。
在我们的《新事论》里，我们的意思之一，即是想指出中国在近五十年来底活动的大体 轮廓，以及这个活动的“性”。许多谈所谓文化问题者，大概都是想在这方面说一点。
近五十年来中国的活动，其主要底趋势，是从乡下变为城里，从半殖民地地位，恢复以前东亚主人的地位。就恢复以前东亚主人的地位说，中国近五十年来底活动的“性”是复兴。 就从乡下变城里说，中国近五十年来的活动底“性”是“革命”。有些人的看法，注重中国近来底活动的复兴性，常用“民族复兴”、“自力更生”等语。有些人的看法，注重中国近来底活动的革命性，常用“民族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语，这些看法都不错，这些说法是可说底。
或可问:就大体轮廓上看，中国近来底活动是不是已有成就?中国人在复兴或革命的方 面，是不是已有成绩?我们回答:中国已有很大底成就，中国人已有很大底成绩。
我们于第七篇《阐教化》里说， 一国可有一国的国风，中国自商周以来，有一贯底一 种国风。此种国风是:在中国社会里，道德底价值高于一切。在这种国风里，中国少出了许多大艺术家，大文学家，以及等等底大家。但靠这种国风，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底民 族，而且除了几个短时期外，永久是光荣底生存着。在这些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项背。在眼前这个不平等底战争中，我们还靠这种国风支持下去。我们可以说， 在过去我们在这种国风里生存，在将来我们还要在这种国风里得救。
我们于《新理学》中说，一社会的分子之行动，其可以直接或间接维持其社会的存在者， 是道德底行动。其可以直接或间接阻碍其社会的存在者，是不道德底行动。其亦不维持亦不阻碍其社会的存在者，是非道德底行动。这些话亦可以反过来说。我们亦可以说，所谓道德底行动者，即人的行动之可以直接或间接维持其社会的存在者;所谓不道德行动者，即人的行动之可以直接或间接阻碍其社会的存在者;所谓非道德底行动者，即人的行动之亦不维持不阻碍其社会活动的存在者。
道德是所以维持社会存在的规律。在一社会内，人愈遵守道德底规律，则其社会之组织 必愈坚固，其存在亦必愈永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尊重道德的传统底国风，与中国民族的存在的永久，是有密切底关系底。
《左传》说，古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底看法。照这个传统底看法，有三种人可以得到永久底荣誉。可以得最大底永久底荣誉者是有德底人，其次是有功底人，其次是有学问底人。在中国历史中，秦皇汉武，功盖中国， 但历史家的“春秋之笔”，对于他们总是贬多褒少。照传统底看法，他们二位的令闻令誉， 不及一个乡下底孝子节妇。在中国历史上，有学问底人的声价，也靠他的德维持。在中国历史上，有学问底人，大部分都是有德底人，或人以为是有德底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 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有德底人，或人以为有德底人。只有学问而无道德底人，不能十分 为人所重视。在文学艺术方面，亦有如此底情形。例如人称赞杜甫的诗，必说及其忠爱之忱。 颜真卿的字，传统底说法以为比赵子昂的字有价值，因为颜真卿是忠臣，赵子昂是贰臣。有一传说谓，有二人好写字，其一写魏武帝的字，其一写颜真卿的字，写魏武帝字者以写颜真卿字者之字为不佳。写颜真卿字者说:“我的字虽不佳，然是学忠臣的字。你的字虽佳，然是学奸臣的字。”写魏武帝字者无以对。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看，这些话都是“驴唇不对 马嘴”。从这个观点看，这些话荒谬的程度，不亚于现在德国的物理学家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对，因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但若从道德价值高于一切的观点看，则若一个人的“大 节有亏，其余皆不足观”。从这个观点看，这些话亦不是不可以说底。而在大家都如此说底 社会里，其中人的道德底行为，可以得到更大底鼓励。则有道德行为底人必更多，而此社会的组织必更坚固，其存在亦必更永久。
我们并不以为，别底民族或国家，都不是讲道德底。所谓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讲道德有两个意义。其一个意义是说:一个民族或国家于对外做一整个底行动时，不讲道德。这是有底，是可以有底，不过这些行动本来无所谓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因为所谓道德本是因一社会之有而有底，而自古迄今，国之上还没有真正底更高底社会组织。此点我们于第二篇《明层次》中，已经说明。所谓民族或国家不讲道德的另一层意义是说: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内部底分子，在其内部都不讲道德。在这一意义下，我们可以说，没有民族或国家，若其还能继续存在，是如此的不讲道德。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内部底分子，可以于一个时候都不讲道德。如果有这个时候，这即是那个民族或国家土崩瓦解的时候。但若说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部分子，都从来不讲道德，这是没有底事。因为如果如此，那个国家根本上即根本不能成立， 那个民族根本上即不能生存。
虽是如此，但西洋人对于人底评价，所用底标准，是与中国人的传统底标准，不尽相同。 中国人所谓三不朽，西洋人是亦承认底，而且他们亦不能于此三者之外再说有别种底不朽。 不过对于这三种不朽底评价，西洋人与中国人不尽相同。照中国人的说法，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西洋人的说法，大概要是: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德。照西洋人的办法，有大成就底政治家、军事家、以及诗人、戏子，都可以入一个国家或 民族的“众神祠”;而照中国的办法，则只有有德底人，可以入圣庙。圣庙中固然亦有些可称为什么家者，但其入圣庙是靠他的德，而不是靠他什么家。
自清末以来，因受西洋人的影响，中国人虽仍尊重有德者，而对于有功有言者的崇拜， 已比前增高。在清末即有人称赞秦皇汉武的伟大。我们现在以为秦皇汉武当然伟大。不过这种说法，在清末是翻案文章。民初更有人称赞则天皇后的伟大。这更是翻案中之翻案了。在这些方面，我们虽已受了西洋人的影响，但对于西洋人在这一方面底观点，亦并未完全接受。 我们可以了解，英国人为什么崇拜莎士比亚;但我们仍不能了解，美国人为什么崇拜某工业大王，或某电影明星。在这些地方，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在清末民初，有些人以为中国人不知分别公德与私德。中国人所以不崇拜秦皇汉武，以及则天皇后者，因为中国人以他们的私德与他们的公德想混也。照我们的说法，凡可称为道德者，都是与社会有关底，即都是公底，纯粹只关系一个人的私事，都是非道德底，即无所谓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一个人多吃了两杯酒，以致头晕呕吐，我们不能说他这行为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
或可说:中国人原来所讲底道德是旧道德。中国人只知道讲旧道德而不知讲新道德，所以中国几十年来要自强，而还没有强起来。照我们的看法，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新道德，旧道德;在有些地方，道德是无所谓新旧底。照我们的看法，有社会，有各种底社会。有些道德，是因某种社会之有而有底，如一民族或国家，自一种社会转入另一种社会，则因原一种 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旧道德;因另一种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新道德。但大部分底道德是因社会之有而有底。只要有社会，就须有这些道德，无论其社会，是哪一种底社会。这种道德中国人名之曰“常”，常者，不变也。照 中国传统底说法，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五者的意义及其所以为常，我们于《新理学》 中已经说过。此五常市无论什么种底社会都需要底。这是不变底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 古今，无所谓中外。“天不变，道亦不变”，对于“常”仍是可说底。忠孝是因以家为本位底社 会之有而有底道德。这一点昔人虽以忠孝为人之大节，但不名之曰常，这是很有意义底。关于忠孝，我们于第五篇《原忠孝》中，已说了很多。忠孝可以说是旧道德。我们现在虽亦仍说忠孝，如现在常有人说，我们要对于国家尽忠，对于民族尽孝，不过此说忠孝与旧时所谓忠孝，意义不同。此所说忠孝是新道德。我们可以说，对于君尽忠，对于父尽孝，是旧道德; 对于国家尽忠，对于民族尽孝，是新道德。在这些方面，道德虽有新旧的不同，但能行不变底道德底人，都自然能行这些道德。一个能行仁义礼智信底人，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自然能事君以忠，事父以孝，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自然能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
无论古今中外，都承认上所说三不朽为不朽，这是各民族或国家之所同。但各民族或国家对于此三者之相对底轻重，则可有不同底看法，此是各民族或国家之所异，其所以有此异的原因，我们于此不论。我们于此只说，其有此异，是事实。这些异，从某种社会的共相的 观点看，不是主要底。但从一民族或国家的殊相的观点看，则是重要底。此点我们于第八篇 《评艺文》中已说过。
照中国的传统底评定人的价值底标准，有德为必有功更有价值。因此有许多好大喜功， 好冒险进取底人，因得不到鼓励而不能尽其才。在中国历史中，有些好大喜功、冒险进取底人，如有所成就，其成就不是在社会鼓励之下成功底，而是冒社会的大不题而成功底。在这一方面说，中国在进步方面，受了大影响。但中国重有德的影响，使人人向有德这一方面走， 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得以坚固，中国民族的存在得以长久，中国民族这样的稳扎稳打，才能有如上所说稀有底成就。
说到中国的社会组织坚固，或许有人听见即笑掉大牙，因为近来骂中国或中国人者，都说中国是无组织底国家，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些人的话，我们亦不能说是全无根据。不过这些人都可以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说，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中，家是人的一切，中国旧日底社会是生产家庭化底社会。在旧日社会中，家的组织极其坚固。旧日所以以孝为道德的中心者，即因孝是巩固家的组织底道德也。在旧日凡可以巩固家的组织底行为，或可以延续家的存在底行为，皆是孝的行为。例如旧日兄弟不和，或妯娌不和睦，均可称为不孝底行为。因此等行为是以招致家之分裂也。在旧日，兄弟分居，虽不是不道德底行为，而亦不是光荣行为。“五世同居”虽不是人所必须底道德底行为，而却是很光荣底行为。娶妻生子，亦是孝底行为，因此等行为，乃所以延续家之存在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照旧日的看法，人人都有为其祖先传子嗣的责任。中国人民的众多，中国人的此等责任心不能不说是其一大原因。
在旧日，中国人的组织，虽注重在家，然亦并非只限于家。旧日所谓江湖上底各种组织， 其严密坚固比家的组织更有过之。试举在欧美各国做卖货小贩底中国人以为例。我们所谓上等人者，如要到外国游历，总先要请教许多人，先看许多指南游记，先学些言语，即令如此，我们还时常感觉困难。在欧洲旅行，火车走不了几个钟点，就要过国境、查护照、验行李、换钱、换言语。这些情形，教我们感觉更大底困难。但是常有一个外国字都不识，甚而至于一个中国字也不识底中国人，带一点零碎货物，可以传食于欧洲。这些人能周游列国， 全靠他们的帮。他们的帮是一种严密的坚固底组织，别底国家向外移民，靠兵船大炮，但中 国向外移民，则靠这些民的本身的严密的组织。河北山东底人，向东北西北迁移，远及苏联 及欧洲各处。广东福建底人向东南西南迁移，远及南洋及美洲各处。他们的成功，没有靠政府的任何帮助，只靠他们自己的严密组织。中国人的组织的坚固，在这些地方是很容易看出底。
常有人说，中国人所有底严密坚固底组织，都是小组织。正因中国人有严密坚固底小组 织，所以全国大一统底大组织，反而组织不起来。中国人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底，一说到全国大一统底大组织，中国人不是闹党见，就是闹省见。各小组织的力量，互相摧毁，互相抵消，结果是:关于大组织底事，什么都不能做。这是实际情形。这些批评家所说底，并不错误。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在旧日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在旧日底交通状况下，所谓全国大一统，本只需要很松底组织，亦只能有很松底组织。在那种社会里，在那种交通状况下，严密底全国大一统底组织，是没有物质底必要，亦没有物质底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已经说明。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旧时只有严密坚固底小组织，而没有严密坚固底全国大一统底大组织者，因为照旧时底一套社会制度，本来只需要严密坚固底小组织， 亦只需要松懈梳阔底全国大一统底大组织，而其物质基础亦只允许如此。到中国的社会制度一变，及其物质底基础允许的时候，中国的全国大一统底组织亦一天一天底严密坚固起来。 二十四个月底伟大底战争，更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史书，常见上面写“某师与某师战，大破之，某师溃”等语句。我们在现在底实际 底经验中，深明白了破字及溃字的意义。破者破其组织，溃者其组织崩坏。打仗并不是要把 敌人赶尽杀绝，亦不能如此。打仗的胜利，不是靠敌人的绝灭，而是靠敌人的崩溃。战胜底兵可以用几个人，赶杀败兵几百人。其原因即是，胜兵虽几个人，而是有组织底，败兵虽几百人，而其组织是已被击破底。败兵虽几百人，而此几百人只是几百个一个一个底人。几个人打一个人，当然很容易底。这次中日战争，是个极不平等底战争，我们于上篇《论抗建》 中已经说过。在这个极不平等底战争里，我们虽退而不溃，我们虽有时为敌人所破，就军队说是如此，就人民说亦是如此。这样我们表现出很大底组织力，很大底道德力。
以上说了我们国风的一方面。就这一方面说，这种国风的理论底根据是儒家、墨家的学 说。更确切地一点说，巩固家的组织底道德的理论根据是儒家的学说，巩固“帮”的组织底道 德是理论根据是墨家的学说。此外中国的国风还有另一方面，这另一方面底国风养成中国人 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就这一方面说，中国的国风的理论底根据是道家的学说。儒家、墨家教人能负责，道家使人能外物。能负责则人严肃，能外物则人超脱。超脱而严肃，使人虽有 “满不在乎”的态度，而却并不是对于任何事都“满不在乎”。严肃而超脱，使人于尽道德底责 任时，对于有些事，可以“满不在乎”。有儒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 国风养出来底人，才真正是“中国人”。
真正底中国人，并不必于“肉食者”中求，在非“肉食者”中者，这些人实在多得很。近来有许多报告战地消息底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有许多地方，我们看见真正底“中国人”。有一 访员碰见一位军人，自动往河北组织游击队。谈话之间，这位军人表示，对于中国底最后胜 利，他是确有信心底。这位访员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这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底。”在徐州撤退的时候，有一部分军队突围而走，敌人发炮追击。在军队出了敌炮射程以外时，有位军人说:“日本兵对于中国兵真客气极了。放了这么多礼炮送行。”有一个杭州的老板于财产完全损失以后， 跑到上海，有人问他怎么办，他说:“没有什么，再来一回。”这些人都是平常底中国人。他 们处大难能如此的严肃，如此的超脱，或如此的严肃又超脱，这都是数千年底国风养出来底 真正底“中国人”。中国的过去，靠这些真正底“中国人”。中国底将来，也靠这些真正底“中国人”。 我们是提倡所谓现代化底。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底，或不现代化底。
有些人常把某种社会制度与基本道德混为一谈，这是很不对底。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底，而基本道德是不可变底。可变者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不可变者则无此问题。有人说: 现代化不只指生产技术，如“忠于职务、忠于纪律、忠于法律”，就是现代化精神。这话是不对底。照这种说法，则只有现代人方始“忠于职务、忠于纪律、忠于法律”。如果如此，则古代的人凭什么能有社会组织?我敢说:如只有所谓现代化的精神者，方始“忠于职务、忠于 纪律、忠于法律”，则人类灭绝久矣，哪里还会有所谓现代人?
说到此，我们感觉到，清末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就一面说，是很不通底。 但就又一面说，亦是可以说底。如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我们可以以《五经》 《四书》为体，以枪炮为用。则这话诚然是不通底。读《五经》、《四书》，是不会读出枪炮来底。民初人说这种说法是“体用两橛”，正是就此话的此方面说。如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 业。则此话是可说底。我们的《新事论》的意思，亦正如此。不过我们不说是西洋底知识、 技术、工业，而说是某种文化底知识、技术、工业而已。我们所以必须如此说者，其理由已 详于第一篇《别共殊》中。清末人没有这样清楚底见解。不过他们总觉得中国是有些必须要 改变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确切是什么，他们不能明确底看出来说出来而已。
自清末至今，中国所缺底，是某种文化底知识、技术、工业;所有底是组织社会的道德。 若把中国近五十年底活动做一个整体看，则在道德方面是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方面是开来。这本是一件很明显底事实。不过因其太明显了，有些人总想着，问题或别的所在。“道甚易而求诸难”，正这些人之谓了。
去年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员，写信来说，英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抵抗力之强，甚为惊异。 不知道中国人有什么精神力量，能有如此底行为。后来牛津大学 全体教授与蒋委员长底新 年贺电，亦说:“英国人士对于中国文化学术之真义与价值，在过去不无怀疑之处。但时在今日，一方鉴于狭义国家主义之横暴相仇，一方鉴于中国反日态度之庄严镇静，究竟谁为世 界文化之领导者，吾人当无疑义矣。”若问: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力量，能使中国人以庄严 静穆底态度抵御大难?我们说:此力量，普通一点说，是上所说底道德力;特别一点说，是墨家、儒家的严肃和道家的超脱，儒家、墨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满不在乎”。
我们并不以为中国人专靠这种所谓精神力，即可度过大难。现代底知识、技术、工业， 亦是我们所特别需要底。不过我们于第七篇《阐教化》中说，使人有知识靠教，使人有道德靠化。两者比较起来，教易而化难。教可以求速而化不可以求速。中国所需补充者是可教者， 所以中国的进步，是可以加速进行底。
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而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
1939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