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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人性的善恶，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精密复杂的图灵机也模拟不出神经电流的随意性。

因为一首德文歌，刽子手放下屠刀爱上了少女。因为镀金的牙齿，男人的脖颈被轻易割断。因为并不存在的巨额财富，归乡人的故居变成废墟。因为莫名的性冲动，战后的东欧还是沦为牺牲品。

意识形态，社区文化，一念抉择，我们活在世界的容器里，被这些看不见说不出的压力拉来扯去，早晨还客气地招呼过路人，到了晚上就陷入癫狂。

所有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就算你了解了一个人一生的琐碎，你不会懂得某些选择背后的意义，它或许不复杂，但从来不会直接。

精选书摘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

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

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

极权体制是人类的批评理性光芒照不进去，也不被允许照进去的一片黑暗之地。

累积式激进主义”（cumulative radicalisation），也就是说，每一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

对希特勒的归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因为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发生了人道灾难，以“不知情”“不直接过问”“下面的人办坏了事”这类借口来为最高领导人开脱责任，都是不能接受的。

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在斗争中，强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无能之辈淘汰。斗争是万物之父……人类能活下来、能保护自己免遭其他动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而是最严酷的斗争。”这种“类达尔文主义”态度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在集中营的管理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历史研究有两个着重点，一个是发掘“史实”材料，一个提出“论述”观点，前一个着重于历史局部和细节，后一个着重于对整体特征和格局的把握。

第一批被毒气杀害的奥斯维辛囚犯并没有死在集中营，而是被转运到德国；他们也不是出于犹太人身份而遭到杀害，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劳动。

很多集中营幸存者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提到，他们的管理者并不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要想在集中营里活下来，至关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识别不同人的不同性格，这不仅包括卡波，也包括党卫队士兵。一个人能否保住性命就仰赖这种能力。

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