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拜读了季宇先生的中篇《最后的电波》，此后便心心念念地想着，小说讲述的故事一旦搬上舞台，必定会在近年来大量涌现的红色题材戏剧作品中脱颖而出。果然，在全省建党百年新创优秀剧目展演中，据此改编的黄梅戏《太阳山上》精彩亮相，避开了同质化窠臼，突出了个性化表达，以别开生面的深刻印象获得观众好评。

      所谓个性化的表达，首先表现在取材上。看上去，剧作讲述了一支新四军小部队被围困于太阳山，而后突围的战斗故事，却没有用太多的篇幅渲染成功突围的过程，以及突围后的喜悦，如果那样，就会混同于那些同类作品之中，显得较为俗套和廉价。剧情始终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徘徊。因为报务员牺牲，无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从而造就了别具一格的戏剧开场：家居山下的发报员李安本，被大鹏和杨老四连绑带抢地“请”上了山。随后，因为没有大部队的呼号，李安本的满天撒网的“盲发”，一时未能缓解困境；日军的日益逼近的“围剿”，则使困境雪上加霜。剧作设置了艰难而又危险的氛围，藉此描述新四军战士们在濒危底色上的忠于使命、坚守信念和无所畏惧，顽强地追随、呼唤和点燃新的希望。更加别具一格的是，剧中的顽强抵抗和呼唤、点燃希望的方式，戏剧性地呈现为“嘀嗒嘀嗒”的电波节奏，就这样，并不擅长冲锋陷阵的李安本，站到了战争舞台的最前沿。

      其次，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剧作的个性化表达体现在主要人物身上：战斗故事的主角竟然不是战士，而是一位电报局的发报员。不仅如此，作为发报员的李安本，虽然发生了用电波联系主力、试图解救这支小部队于水火之中的一系列戏剧行为，却并非自觉自愿。李安本来到太阳山，完全是身不由己；最初的发报也是半推半就，一有机会便想着下山。但随着曲折、跌宕的发报动作的进行，《新四军军歌》的执着、雄浑的音调渐次融入，形成混响，团长、小林、大鹏、杨老四等新四军战士的“铁”的意志，逐渐成为电波的主旋律。李安本受到强烈、深沉的感染，完成了从“被裹挟”到“被感召”的救赎性转变。

      剧中前几场的李安本，虽然被裹挟上山，陷入危险境地，但对人间烟火无比牵挂，对生命无比眷恋。他期望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安、温馨的小康生活，期望自己的家人免于战火的毁灭性打击。他的这种牵挂与眷恋，与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构成尖锐的冲突，所以总是那么迫切于下山。但是，战争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牺牲不期而遇，而他在山上的所作所为，对减少牺牲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这时，疏导乃至放弃个人的所有不舍，以忘我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取而代之，已经成为人物命运的必然走向。而这个蜕变历程，在剧情中，显示为李安本被《新四军军歌》所坚定咏唱的“铁”的意志所熔铸、所锻造的历程，进而令人信服地告诉观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实际上，不仅李安本牵挂人世和眷恋生命，剧中的新四军战士们也有诸多的不舍，只是因为较早地接受过“铁”的意志的熔铸和锻造，所以不曾把“不舍”与“献身”对立起来。剧中的第五场，团长和小林有一段向死而生的深情对唱，表达了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的大爱胸怀。即便是动辄挥舞大刀的大鹏，经常对刚上山的李安本吹胡子瞪眼，那是恨铁不成钢，后来为了李安本母亲的安全转移，不惜献出生命。新四军战士的牵挂、眷念和不舍，显然更加广阔和博大。我们又要提到那首总在全剧回旋的《新四军军歌》，其中一再强调的“铁”的意志，扩张了战士们的情感宽度，而有了这份浓浓的情感在，又使“铁”的意志保持了必要的温度。

      可以看出，剧作改编的难点在于，如何戏剧化，或者说黄梅戏化，用以区别于小说，显示艺术表述方式上的个性化。我们看到了主创团队为此作出的努力，在厚重的题材中加入轻快、流畅的穿插，在艰险的困境中加入优美、养眼的点缀，比如第二场飘然而至了一群女兵，又如第四场凌空而降了一位老道，再如，团长、小林、大鹏们一直维护着军装的崭新和整齐，哪怕激战到最后关头，也要保持仪容上的端庄如初。的确，以我们的思维定势来说，很难设想在黄梅戏舞台上叙述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节进程，似乎显得过于冷酷。然而换个角度发问，戏曲规则和剧种风格是否一成不变？以适应表现对象的气质为前提，尝试叙事风范的变化是否存在空间？于是，我非常好奇、非常执拗地期待一种情形：《太阳山上》这个戏，倘若再悲凉些，倘若再凄苦些，索性打一场色调冷峻、目不斜视的绝地反击，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直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险峭的、伟岸的高光时刻，那样的话，又会怎样！

202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