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秋季，第一次走出家门，就读卫校。校园风景优美，道路两旁是高高的梧桐树，菊花竞相开放。学生们都是十多岁的青春少年，热情、蓬勃。一派生机盎然。
军训在那个空空荡荡的足球场进行。每天我们都会沿着一条狭长的小道，经过一排独立的三层小平楼，去参加新生的训练。
军训结束，开始文化课。给我们上解剖的老师，在必要的基础知识铺垫后，直接把我们带到三层小楼里。一股股熏眼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一架架用钢丝固定好的骨骼，一具具焦黑风干的尸体以及硕大的尸池，让我突然明白了，为何每一次路过此处时，莫名的心紧气急。
第一次面对抽离了鲜活生命的肉体。头颅上眼眶的地方，空洞而深邃。心中忍不住发出疑问：“他（她）是谁？经历过怎样的人生？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出现在这里？它在这里呆了多少年？还会存在多久？”
迷一样的过去，迷一样的现在，迷一样的未来。解剖考试里，老师用各种颜色的丝线拴住肌肉群，我们按要求写下名字。当我提起腹直肌、腹外斜肌、肱二头肌时，眼前浮现的是它曾经健壮充满活力的身形。
学医让我直面死亡。那些没有活力的尸体标本，就像普通的物体一般，仿佛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不需要对它投注情感。严谨、理性、冷酷，这才是我应有的态度。
四年系统学习后，我走向临床。第一次经历了一个人到一具尸体的转变，原以为刀枪不入冷硬的我，心里还是忍不住剧烈震颤。我看到了生命真正的流逝过程，从欣喜到绝望，从温热到僵冷。
一口气，呼出吸入，就是生命的全部内涵和意义。有时坚不可摧，有时转瞬即逝。又如潮汐，来时汹涌，去时悄无声息。每一个生命都是如此的来之不易，都应该被善待和珍视。
而站在医生的角度和站在亲人的立场看待死亡，感受又是完全不同的。二零一二年春节刚过，父亲被确诊为肺癌骨转系晚期。生存期半年。
父亲一点不知情他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手术出院后，他拉着我的手说：“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他以为摆脱了危险，再无生命之忧。
只是我眼睁睁的看着死神，用阴森森的利爪，抓紧了父亲。我站在原地，无能为力，强忍悲痛，任由它将父亲一点一点蚕食。
越来越残酷的现实，让父亲最后不得不明白，等待他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巨大空白、惊恐、无助、绝望，让他本能挣扎，强烈的求生欲望让他不顾一切，漂浮的空气中似乎有救命稻草，挥舞的双手却什么也抓不住。
有过歇斯底里的呐喊，有过忿忿不平的不甘，有过依依不舍的眷念，最后是心如死灰的沉静。直到耗尽了全部力气。最后只有缴械投降：来吧，可怖的恶魔，看你还玩什么把戏。
离开之前，陷入昏迷的父亲，难得的有了一丝清醒。涣散的眼神望了一眼众人，又吃力的闭上。一行清泪从眼角滑落。喉头翕动，听到一声轻微的声响，鼻腔里如游丝的气息就断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在生与死之间。那些爱与疼惜，无论有多么浓烈与不舍，都无从表达了。所有的亲情与缘分，皆被死亡割断，端口锐利而整齐。
在经历过的死亡事件里，作为旁观者，我清醒的看清了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本质与价值。先死后生，才能珍惜眼前，感恩拥有。
因为在最后一场死亡较量里，一定会是自己的主角。无从回避和逃脱。不管它什么时候到来，我都希望自己有些许的从容。而能做到从容的前提是：此生精彩的活过，努力的幸福着。就算被迫的离开，也不会只剩后悔和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