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位治者所想，不要只看他的施政措施，他本身可能是矛盾的。他可能有自由的信仰，却是一位专治的领袖，大国的治理确实如烹小鲜，变化不能太剧烈。我们有接近4000年的文明，既有精妙的处事智慧，更多的是农业文明衍生的专治集权的社会治理制度和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背负着沉疴的传统负担，2000 多年中，制衡集权力量的消失（任何体制都有最适合社会发展的阶段，到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阶段，能否去变革它，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导致任何与占统治地位相悖的的思想火花，只能在沙丘中生存，无法流传，更不能作为普遍的观念和信仰深入人心，我们发展的很慢很艰难。如今，我们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随着大门的敞开，去拥抱席卷世界的商业文明，这种文明要求法治，是主权在民的法治，平等，准入机会的平等，自由，是清除了所有特权的自由，我们知道，这是正确的方向，变革的社会基础逐渐具备。但不能循着自由思想走得太快，这个刚从中古国家走出来的民众还未摆脱愚昧，头脑中还没有上述理念，尽管极左或偏左的管制使上层、中产和思想家很反感，甚至厌恶，却保有了普罗大众最珍视的和平和秩序。如果现在的治理很开明，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路易十六，在德国和俄罗斯还保留农奴制度的时候，给了农民更多自由，给了资本家更多鼓励，给了哲学家更多尊重，结果却是，革命就在欧洲大陆最开明的国家爆发了，而最落后的对民众压迫最深重的奥匈帝国、俄罗斯和普鲁士却平安无事。统治的法则是，弱小的，就要把他仅有的也拿走，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的诱惑，方可延续统治，变强的，要给他更多，否则就要造反，知道了自由的滋味，便一发不可收拾。何为好的治理，有哲学家的朋友，却深思熟虑的步步为营，不失控。

现在我们的治者的苦恼是把仅有的也拿走还是一点点给民众，确实是个问题。上文发生了革命的法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复辟，还是第二个进入了现代国家;没发生革命的德国，在法国100年以后，二战失败后，在英法美的管制下，进入了现代国家;俄罗斯，法国之后200年吧。

改变一个人需要十年或半生的渐变，改变一个国家需要百年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需要自由开放的思想指引前行，还是要一点点放开，但不要被其炽烈的理想之火焚毁，在普罗大众中，传统扎根很深，新观念萌芽很慢，即使在我们今天就像电影的快进播放的社会中，新旧思想体系的更替也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马上从2000年集权的传统进入到民主治理，梦想很美丽，但会结出苦涩的果实。在当今科技一日千里的时代，我们没有十年动荡的时间可以浪费，十年不发展，我们又会从科技进步的中游下滑更多，在大国竞争中落后，结果不可想象。哲学家和思想家是后世之师，在当代只有少数的共鸣和皆为统治者所弃。

治者要有思辨的逻辑，独立和成熟的思想，才能使一个国家混乱的时间减少，治世的时间加长。当然，质变需要牺牲，也许是狂乱的革命，经年的动荡。

读约瑟夫二世和叶卡捷琳娜的治理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