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秦道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这说明最早的注释者早已点明《吕氏春秋》以道家为主导思想之特征。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黄老道家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道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是秦汉道家的代表作之一。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以道为主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体现了道家的优点与特色。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称之为《吕氏春秋》。 “刻舟求剑”的故事就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古希腊曾经诞生了自然法思想，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张自然法，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完美。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再没有细说。《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
《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
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见，《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体现道法自然之意。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它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
吕不韦强调遵循自然之道，从自然之道中寻找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按照《序意》所载：“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可见，吕不韦是以黄帝教导颛顼为榜样，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规矩，只要按照天地的准则治理国家，就能国泰民安。因此，从《吕氏春秋》开始，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要以大道为准，治国的价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确定。例如，《吕氏春秋》强调天下之公，做事要无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现象作为推理证据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贵公》）“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
在《吕氏春秋》中，老子说的天道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当赏》）这样，天道与人事就完全吻合，违反天道的人事必将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自然现象存在着种种冲突，和风细雨和暴风骤雨都是自然天道，那么，人事学说的观点差别，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从自然之道得到正当性证明。后人总以为《吕氏春秋》的各种学说互相冲突是一种缺憾，殊不知按照吕不韦对天地规则的理解，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
《吕氏春秋》杂采诸家，但又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后人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评价，褒之贬之，都因于此。褒之者认为它融各家为一家，“大出诸子之右”（高诱语）；贬之者认为它不过是杂货铺，“不足以成一家言”（梁启超语）。说《吕氏春秋》之长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百家争鸣的大总结。如许维遹在对该书做集释时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吕氏春秋集释自序》）谈《吕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进历史垃圾桶，不过是因为其尚具有史料价值才保存下来。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一哲学必有其中心观念（即哲学家之见）。凡无中心观念之著述，即所谓杂家之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不可为哲学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记述别家之言，有报告之价值，可以作为辅助史料。”不管是褒是贬，都与《吕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关。
《吕氏春秋》的基调是道家。从整体思想来看，这种判断是恰当的，尤其是《吕氏春秋》的自然主义倾向，不但继承了道家，而且发展了道家。但是，《吕氏春秋》放弃了道家消极一面，它不仅要求人类顺应自然，更要求以人的自觉能动去发挥创造。而这种发挥创造则需要用自然法则来验证其合理性。例如，古代的养生学说多发源于道家，《吕氏春秋》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养生不再是道家庄子学派的那种消极回归自然，而是黄老道家积极实现人文建设目的的。“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所谓养生，就是“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本生》）。由养生到治国，事出一理。“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本生》）自然之道并非束缚人的行为，而是给人的行为提供分辨轻重缓急主次本末的尺度。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断用土抇水，它就无法清澈；人生来是长寿的，但人为了物欲而劳心费神，当然折寿。物本来是养生的，而不是用生命来养物。当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轻重颠倒。一旦轻重颠倒，为君则行为悖离正道，为臣则迷乱失常，为子则狂妄忤逆。三者只要出现一个，国家就会衰亡。所以，养生并不是像庄子那样化入自然而消极无为，更不是背离天道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长生，而是保全天道以防夭折。“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所以，出入车辇实是“招蹷之机”，肥肉厚酒实是“烂肠之食”，靡靡之音实是“伐性之斧”。有人不肯富贵，不是求名，而是重视养生。很显然，是《吕氏春秋》对黄老道家、庄子学派的继承，又对庄子学派的修正。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15篇，共60篇。六十一篇。十二纪者，记十二月令也。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有63篇，八十三篇，八览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六论者，{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和王晓明的《吕氏春秋通诠》可以作为参考。
《吕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虚静无为之说，并把它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以道家学术贯穿全书。它说：“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吕氏春秋》认同先秦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它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认为这种表面的“无为”，才能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其结果必然是君臣职能倒置，造成混乱和危殆。应该说，《吕氏春秋》中的这些见解，来自于老庄而又发展了老庄。
《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义学说，赞同儒家的孝悌之道。至于法家主张的严刑厚赏，吕氏认为属于“衰世之政”。在这里，吕氏用儒家学说作为批评法家的依据。既然遵从儒家的德治理论，就要承认仁者爱人的血缘来源。在吕氏眼里，父慈子孝是出于本性，“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节葬》）纵观《吕氏春秋》可以发现，其《孝行览》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同《礼记》重合。它强调：“凡为国家，治天下，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国事万机，纲要在孝。“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孝行》）仁义礼智，均以孝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吕氏对儒家学说能否治国也有疑问。“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有度》）在吕不韦眼里，儒家学说好是好，可惜孔门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谈不上推广了。不能推广的原因是孔门的仁义之术来自外生变量，只有通达性命之情，把仁义变为内生变量，德治才可实施。而通达性命之情，则要遵循道家的清静无为。由此，吕氏提出了一个对管理者来说十分重要的辩证逻辑：“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似顺》），所以，实现儒家的德治，靠的是来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无为，恰恰要儒家的有为而成。这一辩证逻辑，正是吕氏参透诸子思想，发扬体行黄老思想的产物。
相对道、儒二家，《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吸收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主张，它基本据弃或予以驳斥。但对尚贤、兼爱之说，还是有所吸收的。《爱类》篇说：“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精通》篇强调：圣人“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也与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相一致。《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节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丧”的思想，主张：人死虽不为鬼，亦无知觉，但出于活着的亲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仪节，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扬之墓也”，故此厚葬是无益的。那么社会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风呢?《节葬篇》说：“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这一见解比起墨子的节葬观，更显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吕氏春秋》提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名实观，注重类比推理的正确运用，批驳诡辩的名辩思想，显然也是吸收、继承了《墨经》中的优秀思想。
《吕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些观点显然与商、韩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吕氏春秋》对于法家“惨礉少恩”的一面，对于《韩非子》中的种种阴谋权术，是拒斥不取的。
该书《士容论》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显然是农家之言。《上农》篇重视农业生产，其理由是：“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就是说，倡导重农，不仅为了生产，还有“贵其志”的目的。它接着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当然，《吕氏春秋》重农并不排商，它主张先农后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农抑商政策，是有区别的。
对于用兵作战，吕氏继承发展了老子”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一份文化遗产，尤其是它总结出的“义务必胜”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观点。明确反对墨家的偃兵观。他强调，人类的争斗是自古以来存在的，所以军事不可少。“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家无笞杖，竖子就会为非作歹；国无刑罚，百姓就会侵凌掠夺；天下无兵，诸侯就会攻战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药，“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荡兵》）如果仅仅强调非攻而不是赏有义而伐不义，就会助长无道。需要注意的是，吕氏在反对偃兵的同时，他所说的义兵，也从侧面批评了不讲道义只讲强国的霸道思想。
综上所述，历史上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并不是混杂不分，毫无原则的。《吕氏春秋》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以道为主贯通各家学说，用平等的眼光对待各家学术，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较进步的思想。如对于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齐治平思想；对于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对于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吕氏春秋》虽采取各家学说，但所采取的观点之间，并不牴牾。因此，《吕氏春秋》可谓“杂而不杂”，具有博综众家的融合倾向。古代的遗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战国诸子如杨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却能找到有关他们的资料，而且因为它成书在战国末期，和这些思想家相隔的时间较近，所以史料价值较高。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道家著作，又称《吕览》。全书贯彻了吕不韦的思想文化观念及政治主张。战国末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加强，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吕氏春秋》，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今人眼光衡量，《吕氏春秋》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综合各家学说之长，指导秦国统治阶级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并实现长治久安。它对各家学说实际上是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较合理，进步和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的内容。因而它是“杂而不杂”，宗旨明确。《吕氏春秋》明确声明它是“集腋成裘”。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综合进来。体现了黄老道家的优点与包容性。《用众》篇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吕氏春秋》对先秦各家各派着重审视其优长，偏重于汲取其精粹，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它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责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由于《吕氏春秋》有这种兼容并包的眼光，故能取精用宏，融汇百家，以道贯之。
《吕氏春秋》继承发扬道家齐万物思想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发展。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继承了黄老道家的进步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 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 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 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 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如 《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 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吕不韦（?～约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太子去世了。到了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异人（后改名子楚），异人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异人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对子楚也不以礼相待。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孙子，在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
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子楚后非常喜欢，说：“异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 高价售出”（成语“奇货可居”的出典）。于是他就前去拜访异人，对他游说道：“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异人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异人心知吕不韦所言之意，就拉他坐在一起深谈。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一个。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行中间，不受秦王宠幸，长期被留在诸侯国当人质，即使是秦王死去，安国君继位为王，你也不要指望同你长兄和早晚都在秦王身边的其他兄弟们争太子之位啦。”异人说：“是这样，但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你很贫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么来献给亲长，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但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太子。”异人于是叩头拜谢道：“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西去秦国游说，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把带来的东西统统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异人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异人把夫人看成天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假使等到容貌衰竭，宠爱失去后，虽然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异人贤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自己就会主动依附于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啦。”华阳夫人听了认为是这样，就趁太子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非常有才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答应了，就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都送好多礼物给子楚，而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因此子楚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吕不韦选取了一姿色非常漂亮而又善于跳舞的邯郸女子一起同居，直到她怀了孕。异人有一次和吕不韦一起饮酒，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异人破费了大量家产，为的借以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此女隐瞒了自己怀孕在身，足月之后，生下儿子名政。异人就立此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异人。异人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这才得以顺利回国，老家是楚国的华阳夫人给这位继子改名为子楚。赵国又想杀子楚的妻子和儿子，以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人家的女儿，才得以隐藏起来，因此母子二人竟得活命。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前251年），终于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赵政回到秦国。安国君继位秦王一年之后去世，谥号为孝文王。太子楚继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赵政继立为王，尊奉相国吕不韦为“仲父”。秦王年纪还小，太后常常和吕不韦私通。吕不韦家有奴仆万人。
秦始皇越来越大了，但太后一直淫乱不止。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就暗地寻求了一个阴茎特别大的人嫪毐（làoǎi，烙矮）作为门客，不时让演员歌舞取乐，命嫪毐用他的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使之转动而行，并想法让太后知道此事，以此事引诱她。太后听说之后，真的想在暗中占有他。吕不韦就进献嫪毐，假装让人告发他犯下了该受宫刑的罪。吕不韦又暗中对太后说：“你可以让嫪毐假装受了宫刑，就可以在供职宫中的人员中得到他。”太后就偷偷地送给主持宫刑的官吏许多东西，假装处罚嫪毐，拔掉了他的胡须假充宦官，这就得以侍奉太后。太后暗和他通奸，特别喜爱他。后来太后怀孕在身，恐怕别人知道，假称算卦不吉，需要换一个环境来躲避一下，就迁移到雍地的宫殿中居住。嫪毐一直跟着太后，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而太后凡事也都由嫪毐决定。嫪毐的仆人有数千人，希望成为嫪毐的门客，而自愿成为太监的，也有上千人。
秦始皇七年（前240年），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去世。孝文王后叫华阳太后，和孝文王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另外单独埋葬在杜原之东，称“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在百年之后，旁边定会有个万户的城邑”。秦始皇九年（前238年），有人告发嫪毐实际并不是宦官，常常和太后淫乱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隐藏起来，还和太后密谋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这儿子继位”。于是秦始皇命法官严查此事，把事情真相全部弄清，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这年九月，把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死，又杀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太后迁到雍地居住。秦始皇十年（前237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韦的相邦职务。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太后，使她又回归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又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问候吕不韦。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被诛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秦王所痛恨的吕不韦、嫪毐都已死去，就让迁徙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京城。
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太后去世，谥号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在芷阳。吕不韦墓，位于洛阳市东约20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大冢头村东。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吕览》即《吕氏春秋》。
今天开始解读《吕氏春秋》这部浩大的作品，希望通过系统阅读，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从另外一个视角做进一步的理解和深入，形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架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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