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梭伦与雅典政体
在美国建国时期，对美国人影响最大的希腊秩序构建者是梭伦。
梭伦曾为雅典制定一部新宪法，将近两千四百年后通过的美国宪法也有梭伦式审慎的气息。
希腊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普鲁塔克（公元46--120年）的《希腊和罗马贵族的生活》一书，普鲁塔克对美国人观念的影响大于所有其他古典作家（可能的例外是西塞罗）。
汤姆.潘恩阐释梭伦的这一原则：当“对最卑微的个体造成的最轻微的伤害被视为对整部宪法的羞辱时”，民主政府就显出它最突出的优势。
与拉什和潘恩同时代的美国人明白，声名显赫者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进行创作时没有什么权力，因为那时的希腊城邦已经衰败。不过，梭伦却和那些美国领袖们一样：拥有很大的权力，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孕育而生之际，努力为符合正义的体制构建个长久的框架。
作为诗人、哲学家、宗教老师、爱国者、英雄以及实际生活中的领路人，梭伦拥有美国建国者们在自己世代里寻觅的那种智慧和品格。
对雅典人来说，爱财是万恶之源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更紧迫的是，德拉古的法律在保护财产权的同时将穷人逼到了墙角。
梭伦宣称，只有依靠公义的秩序，共同体才能长存。
梭伦允许那些让其儿子们在阿提卡从事贸易或学习手艺的外国人和长久流之于自己城邦之外的外国人获得雅典公民身份，他鼓励雅典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公义之人让自己的欲望和责任保持平衡，这一点对国家也适用。如果城邦想要长久存在下去，各阶层和派别必须约束自己；公正的法律协调不同社会集团的诉求，这就是梭伦经由宪政改革达成的目标。
埃里克.沃格林评论棱伦道：“他树立了古典意义上的立法者的典范，不仅是希腊的典范，而且是全人类的典范。他是一位政治家，并没有超脱于党派了上，而是活动于其中；他对民众的激情感同身受，因此使自己在政治上被接纳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且他能够以人政治家的身份采取富有权威的措施，因为在他灵魂中，那些激情都已顺服普通的秩序。他为希腊城邦塑造的法律女神源自他灵魂中的法律女神。他活生生地展现了灵性政治家的原初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