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师已近八十，退休的时候是高级教师，目前的退休工资比一个局长还高，平时除了有点眼疾，身子还算硬朗。另外，他是汉族，老家在另外一个县，小学毕业后本来在家务农的，后来有一个机会考上老师这个岗位，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奔赴元江彝族聚居地洼垤区（现在为洼垤乡）某个村任教，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紧缺，好多老师的岗位都靠外援。

        开始的时候，没少让他烦恼，首先是语言不通，教学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更没有让苏老师想到的是，他这一来就是一辈子，自己也说起彝族语言，行彝族礼数，娶了彝族媳妇，成了彝族里的一份子。

        说起当时的困难，苏老师说起一件事情。那还是六十代初的时候，正在村里教书的苏老师突然接到任务，上级交给他一支步枪，说是要到县城看守坏分子。那个时候，苏老师年纪尚小，个子又不高，严格地说，还没有那支枪托高，看守坏分子，着实也让他胆战心惊。后来这个风波过去了，他回到教学的岗位，可是这件事情，加上当时还是听不懂彝族语言，两眼一抹黑，思想上有些畏难情绪，做事情没有一点劲头。

        一个女人改变了这一切，她就是他后来的媳妇。

        早就有人说苏老师第一眼看到他后来的媳妇就认定是她了。采访苏老师的时候他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说从那以后就下定决心学会彝语。果然，半年之后他就可以和他们交流了，新娘也娶回来了，心也定了，工作步入快车道，上面看他教学、文艺宣传（那个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样样行，想把他调到乡里的中心小学，他俨然不为之心动。却于1972年那一年，跟随扶贫异地搬迁的队伍随妻带子来到者嘎梁子上的者嘎新村，用他的话来说当时除了呼啸的寒风和一山头的茅草、一些灌木丛，梁子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知道这里比那个地方强，只要耐得住炎热的气侯，只要肯付出劳动，就会有前景，政府规划好从哀牢山上引水，在梁子上修水库，梁子上大片的土地可以开垦出来种甘蔗、水稻，有水有地肯出力，就不愁没有饭吃。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的正确。

        从无到有，苏老师自然就成了村里学校的创建者和管理者，直到1992年退休。

        苏老师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学校就是一间低矮的茅草屋，一块木板搭在几个土坯做的敦上就是课桌，几块木板拼接起来涂上锅底灰就是黑板。

        后来村里条件有所改善，就建了土屋，也有了一些简单的教具，还有操场。不知道是谁出了主意，还砍来两株笔直的攀枝花木头桩子，栽在操场的两头，在最高处各钉了一块装有篮球箍圈的木板，学校的篮球场就成了。一年后，两棵攀枝花木桩竟生根发芽。

        又过了些年，学校又重新选址重建，用混凝土浇灌柱子和屋顶，两层，共六间教室，还有老师专门的办公室，已经接近城里学校的标准。篮球场当然也用上了钢化玻璃做的球架，已今非昔比。而此时那两棵木头桩子也长成了村里头两棵高大挺拔的风景树，每年冬天，开出一树火红的攀枝花，晚上有霞的时光，树与晚霞融为一体，非常美丽。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年，上头来了文件，学校撤消，校舍成了空房子，后来村里把平时的一些杂物丢在里面。

        而两棵风景树也在去年被砍掉，原因是作为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村里要在那里建一个彩钢瓦作顶棚的能够遮风挡雨的村民活动空间。两棵张牙舞爪的树枝阻碍了顶棚的施工。为了砍掉这两株大树，村长还报上有关部门去批准。

        当时，我从内心深处希望砍树的事情不能得到支持，还曾建议他们重新设计建筑物，找到一个周全的办法能尽量保留它们。

        然而，到底还是砍掉了。关于两棵攀枝花树的去留，村民们没太在乎。对学校撤消这件事情，村民都没有人站出来表示异义，何况一两株在他们眼里无关紧要的树。

        村民们只是说，以前小孩子上学，父母根本不用为此事操心。现在倒好，孩子学校远在十公里远的地方，家长每天要接送。有小孩的家庭，送娃上学这件事情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有位村民说，政府说是为我们好，我们看那是为了省钱，你们看好多学校撤了，老师队伍减少了，工资就可以少发了嘛。

        说到这件事情，苏老师也甚表惋惜和遗憾，他开始也以为这是全国全省统一的做法，后来了解中央的文件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撤可以并，没有说必须撤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没有充分老百姓的利益和意愿。

        政府撤校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合并办学，集中优质资源，让所有孩子平等、公平享受优质的良好的教育。

        现在的许多事情，让苏老师看不懂，就像当年的许多事情也没有让他看懂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