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一门学问,我们首先要明晰其概念,梳理其内容,才能分门别类的进行研究探讨。前文中根据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分别对国学是什么做了详细的探讨。两种定义同时认可了“中国固有”这一定位,狭义概念偏向做学问,研究问题,创造学术;广义的国学偏向文化的继承传播,学习应用。因为古人思考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国学不能用“一门学问”来规范,而是包含了从古到今的所有学问。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方法,任谁在这片海洋中都会晕头转向。
在这个功利至上的时代,常听到有这样的问题:“学国学有什么用?”而我也最懒得搭理此类人,连“国学是什么?”都不去了解一下,就开始考虑他的实用价值。就比如一台电脑,有人用来打游戏,有人用来追剧听歌,有人用来办公。有人一边办公一边听歌,闲了还要看看电影打打游戏。那么电脑有什么用?国学包罗万象,类目繁多,它的实际作用很难简单的用一句话来定义。如果非要给个说法的话:“国学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要怎么用?要干什么?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而不是工具的本身。”
为了方便学习和研究,我们先简单除暴的作一些分类:
从思想流派来分:也就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说,儒、释、道三教,儒、道、墨、法、名、杂、农、纵横、阴阳九种流派。
从历史时期来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近代国学。
从文学角度来分: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
从具体领域来分: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张岱年)
从经典书籍来分:一般都认可《隋书》“子、经、史、集”的划分。
要学什么?研究什么?可以从以上的分类做参考。在基本方向明确后,就可以探讨如何研究?如何学习?这个问题了。梁启超、胡适、钱穆、吕思勉等人在方法论上有不少探索,我们可以结合实际借鉴一二。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作为“史学”方向研究的参考,其史学目的在于“求得真实的史实,赋予新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以供当时人之资鉴”。从内容分为通史和专史。通史从大处着手,探讨历史发展的关联与规律。专史从微处着手,寻求某一人,某一事件,某一物,某一地方,某一时期的来龙去脉。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详细讨论了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史、地理史、人物史等专门史的研究方法。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做为“哲学”方向研究的参考,其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研究的对象同样可以从总分两个角度着手,总的中国哲学、世界哲学,分的各思想流派的学说,从其宇宙论、知识论,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价值取向在当时及后来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着手探讨。
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种对读经和读子的方法有专门的讨论可以大致参考。经学在西汉由儒生博士整理,后世注释也是偏重儒家思想较多,基本方法离不开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版本、校勘等“小学”功夫。要了解某一人、某一流派的思想,我们只有通过读经来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子学和经学很多地方的研究方法是通用的。
在介绍完大师们的研究法之后,笔者谈谈自己学习法。首先把传统的国学划分为文史哲科四个类目,然后采取“总分总”的形式来学习,对于历史,先读通史,再读专门史,最后回过头来再去读通史。对于文学,诗词歌赋,当代散文都有涉猎一些,不在于对学问的研究,而是学着表达,不至于把自己贫乏到只有一句“卧槽”。在哲学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三教九流虽有不少会通,终究在三观上还是有分歧的,这一点不可不察。知识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结果,学问是对认识成果的系统表达,科技是既是细分领域后的认识结果和认知方法,又是检验认知和实践理论的重要途经。《道德经》里面讲“吾以观复”,“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大学》中说“格物致知”。在分别学习文史哲科后,又“总”到国学这个大范畴之中,运用于实际问题之上,“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学问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学问,即:“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