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理学家费曼有句话说 “不管你的理论多漂亮，也不管你这个人多聪明，如果理论和实验不符合，它就是错的。这个简单论断是科学的关键，也就是狭义的实事求是。
科学讲事实，可是如果你真的用狭义的实事求是的标准去审视生活中的各种事儿，你可能会陷入烦恼和愤怒。
其实狭义的实事求是从来都不是人们主流的思维习惯。我们更喜欢的是一种更复杂、更高级的思维，可以叫做“大局观”。
拿津津乐道的朝鲜战争来说，如果讲狭义的实事求是，根本不能出兵，事实上当时本该最有条件当志愿军统帅的是林彪，林彪在东北经营多年，不管是个人威望，还是群众基础都是最有条件的，他就反对出兵朝鲜。
再看真正的代表事实的物质基础
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八千七百万吨，工农业总产值达两千八百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也就一百亿美元左右。美国拥有核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还是战争缴获和少部分自产，重型武器少之又少。斯大林曾答应苏联派空军支持，但对能否战胜美帝侵略者是不相信中共的，更担心把苏联卷入战争引起世界大战，可是有比事实更重要的是立场，毛主席艰难选择了出兵朝鲜。
还有一个故事是秦二世当政期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消息传到咸阳，中央政府召开了智囊团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讲事实的思维看来，现在事情很简单，你评估一下陈胜的兵马有多少，就派出相应的兵力镇压呗？但秦朝是个法制国家。法律规定，只有中央政府有权宣布像这种暴力事件到底是“造反”呢，还是“盗贼”。如果是造反，那就是性质严重，需要派遣中央军队去镇压；而如果是盗贼，那就可防可控，就不能用从中央调军，让地方维护治安的武装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
会议上有个叫叔孙通的儒生，提出了一个大局观。叔孙通说国家已经统一了这么多年，法制完善，人民安居乐业，怎么可能有人造反呢？为了维护中央政府的形象，陈胜必须是盗贼。
秦二世一听叔孙通太有大局意识了，就把起义定性为盗贼，没有派出中央军队，结果贻误了战机，你看不清楚事实的大局观也害死人。
事后看，叔孙通做判断只讲政治不顾事实，真是弄臣误国啊。可是你要站在历史现场来看，叔孙通和秦二世也有他们的道理。
这种“安身立命”的“大局观”是什么呢？就是搞清楚“立场”、“理论”和“事实”这三者的关系，才是正儿八经的广义的实事求是。
立场，就是你是哪头的，你为谁说话，你想维护谁。
而理论是为立场服务的，人类历史长河里，把理论倒腾的水平那是炉火纯青的，你只要选择立场，找理论支持这事不难办，理论可以指导人的行动。理论要是没有立场，那就会导致错误的行动。
事实则是为理论服务的。其实对行动来说，有些时候事实并不重要。—— 毕竟事实都是有不确定性的，处在变化中。
进化赋予人类逻辑推理能力，并不是用来去辨别事实的，而是用来在争论中取胜的 。了解事实真相通常并不能带给你生存优势，你真正需要的是说服别人听你的。
权谋者明明知道更本没有什么神或者上帝这个事实，也知道哪些很理想的高大上的社会更本不存在，但这一点不重要。
正如赫拉利所说，能把人组织和团结起来的不是事实，而是虚构的故事。事实的说服力很弱，更好的办法是用虚无缥缈的“道义”“主义”说服，用圣人的话说服，用立场说服。
立场 > 理论 > 事实，这就是广义的实事求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如果你只知道事实，那你是造孽人。
因为统治者琢磨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解读。
把历史快进到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看到国家的税收太少，财力和动员能力都不强，他想要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思路没毛病，可是执行得很极端，出现了各种问题。结果变法的好处没有多大，坏处很明显：把大臣们分成了“新党”和“旧党”两派。
当时大概唯一一个讲究事实的官员，是苏轼。苏轼支持变法，但是他反对变法中一些特别激烈的做法。这是一个不讲大局的、两头不讨好的态度。
王安石在台上的时候，苏轼因为批评改革被下放到地方。作为地方官，苏轼努力做了一些实事儿，纠正新法的错误，让老百姓缓一缓，结果又被新党进一步打压，乌台诗案中差点遭到杀身之祸。
宋神宗死了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上台。旧党把苏轼当做自己人给调回了中央。可是苏轼没有投入旧党的怀抱，他回到中央之后又说王安石变法中有些做法是对的，不应该全盘否定。结果又被旧党打击，下放到杭州。然后苏轼在西湖修了个苏堤！而兴修农田水利恰恰是新党提倡的事情。苏轼又被贬到了海南岛，最后病死在常州。
所以你看，苏轼中间差了一个大局观。他选择了就事论事，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你要兴修水利为啥不在新党的时候修？你纠正新党错误为啥不当着旧党做？
苏轼是整个宋朝最聪明的人，但他是讲究事实。如果大局观不对，聪明真不是啥好事儿。所以苏轼临终前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一个好系统要想长期稳定地运行，必须知道事实，但得有一个比事实更大的立场，这才是广义的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