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 浙江龙泉当地汉族劳动人民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婺窑、瓯窑的制瓷经验，开始烧制青瓷。龙泉查田下保村出土“永初元年”（420）墓葬品中有青瓷“鸡首壶”、“鸡冠壶”、“莲瓣碗”等8件青瓷，皆灰胎青黄釉，为龙泉青瓷的创始年代提供了可靠例证。此时的龙泉窑业规模不大，操作简单，制作粗糙。 宋代 经五代至北宋早期，龙泉窑业已初具规模，大窑、金村、安福等地已发现当时窑址49处，仅大窑（琉田）村就发现北宋中后期窑址12处。金村窑址最下层为北宋早期产品，皆淡青色釉青瓷。胎壁薄而坚硬，质地细腻，呈淡淡的灰白色。该时期以烧制民间瓷为主，但也有部分上等瓷器被征为贡品。宋代庄季裕《鸡肋篇》谓：“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乞讨色，钱氏所贡，盖同于此。”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派殿前 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理龙泉窑务。元祐七年（1092）龙泉至青田的在溪大规模疏浚整治。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沿大溪从南区向东区延伸，为龙泉青瓷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宋 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加之北方汝窑、定窑遭战争破坏和越窑、婺窑、瓯窑相继衰落，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外贸，因之龙泉窑进入鼎盛阶段，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窑场达260多处，遍布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窑场最多最密、产品质量最优为大窑、金村与查田溪口一带，仅大窑村周围已发现南宋窑场28处，大窑村后有土名“官厂”地，民间传当时有“京官”住此监造青瓷。城东梧桐口村至武溪村有南宋窑址40余处。其时，龙泉青瓷产品远销国内外。 元代 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产品品种增多，器型增大。从南朝鲜新安沉船及非洲发掘证明，此时龙泉青瓷销量比宋时大幅度增加。龙泉境内瓷窑发展到330多处，大窑村仍为龙泉窑系中工艺造诣最高之地，是龙泉窑的支柱和骨干；在东区上严儿等村的元代窑址，还发现仿“哥窑”产品。从元大都遗址发现的元代龙泉青瓷和琉田（大窑村）、源口、安仁口等窑址的元代残器釉下刻纹饰中，有元代官府用文字“八思巴文”，文明除了大量的民窑外，已有部分官办或半官办窑场，烧制供奉朝廷器皿。后期，随着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其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品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 明、清代 上述诸窑中的多灵敏仍在烧制。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1436~1449）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成化、弘治（1465~1505）以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海盗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窑数减至160多处。 清初 窑场所剩无几。清中叶，仅剩南窖、瀑云埠头村、青溪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盛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 民国 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间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古青瓷。时有县城廖献忠、宝溪乡陈佐汉、张高礼、李君义等。民国24年，陈佐汉曾将仿制弟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 ”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获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匾。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1950年陈又将“云鹤盘”等3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运住苏联。此时宝溪一带民间窑厂里虽能仿制古龙泉青瓷，但人数不多，工艺落后，成品率极低，釉色优劣不稳
青瓷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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