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浮生
陈韵专栏
陈韵生长于成都，早年求学于中国科技大学，随后在美国攻读理论天体物理。博士毕业后因偶然来到华尔街，并停留多年。业余时间钟爱旅游、读书、看戏、园艺。
洪水和金丝雀
当水手把金丝雀从卡拉利群岛（Las Canarias）带到欧洲的时候，小鸟以腰身加脸蛋儿更以清脆歌喉迅速征服欧洲有闲阶层。教会的贼和尚们以他们兜售赎罪状（Indulgences）的敏锐嗅觉，很快着手养殖金丝雀，只卖公的不卖母的。后来某人偷入院墙拐走“崔莺莺”，小鸟才得以还俗。俗到去看煤矿，嗅煤气，嗅臭汗。
四百年后的量化演绎跟金丝雀的遭遇颇为神似。1990年代中期，一些懂一点统计能编一点程序的人开始蒙着眼睛拿着量化的“罗盘”来炒股。效果不错，但应者寥寥。量化交易真正崛起还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歪打正着进了高盛的“量化投资策略部”，那里有当时街上最大的量化基金。
头几年异常红火。2005年圣诞，部门在中国城开豪华派对，一人发一个有机玻璃匾，上面刻着资管规模逾1000亿美元。一年后又一人发个匾，2200亿美元。在高盛这个只有钱可以给野兽们排序的丛林里，当部门贡献高盛盈利近十分之一时，同事们拽得像真理就捻在指尖，一如初登欧陆的金丝雀。
初来乍到的我没见过世面，以为这就是常态。无奈俗套接踵而至。
炙手可热的量化人满街乱窜，很快各个银行资管都听懂了量化这个福音。然而就在大家高歌猛进，任性数钱的时候，大盘和个股都开始显现疲态。
裂痕先在小盘股里显现。钱没丢，但跟模式差了一大截，而且差距与日俱增。整条街的应对，不是做定性的宏观分析，而是提高杠杆。大多数经理的反应只是无语的高卢式耸肩（Gaulic Shrug）。个别人去钻研模型本身的问题，而无人关心外源性的因素。
到2007年7月，部门一个净资产100亿美元、毛资产600亿的大盘基金开始丢钱。不多，但天天丢，有凌迟之感。
我们几个年轻人去问主任经理如何做想，他却漫不经心地去夏威夷度假了。我想金丝雀闻到瓦斯之后大概是这种情形。
很快到盛夏八月第二周，大盘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汹涌，烧钱加速。某天开盘几小时内丢了几十亿美元。券商威胁要清空我们的资产包。交易员全懵了，准备抛售上千亿美元的资产，一时间霸占全市场交易总量的三分之一，仍然无法清空。
第二天，高盛时任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到部门亲自督促清仓。此公个子大，嗓门更大。在我座位旁边小屋打电话联络其它银行，每个字我都能听到。科恩打电话给德意志银行，听得出来对方不愿接高盛的烫手山芋。科恩狠狠地说：你不接有两个后果，第一你的工作肯定没了，以后也别想混了；第二，明天高盛就切断跟德银一切商务上包括交易在内的联系。
后面这条一听就是空炮。但科恩的要挟起了作用，德银的交易员被炒了，单子有人接了，杠杆也下降了。
然而损失还在扩大。更糟糕的是，我们这些前半辈子搞学术后半辈子捞钱的基金经理们，全程惊慌失措，对先卖什么后卖什么完全没概念。柯恩吼完德银交易员，转身又骂这些经理无能。
此时高盛的名声已岌岌可危。
第三天，高盛找来佩里基金注资20亿美元，又自贴10亿强行去杠杆。整个部门疲惫不堪之际，也大大松了口气。
记得那天晚上一位资深律师跟我同车下班，她问我感想如何。我答道：乱世催人老。她笑说自己比看起来年轻。
第四天，资产全面反弹一成。无奈杠杆被头一天的注资冲淡，本可以捞回所有损失却只拿回三分。客户损失惨重，但高盛和佩里基金大赚。多年之后的我认为这应该是金丝雀垂死挣扎的一刻。
紧随其后的大危机，分贝大大超过人们想象。13个月之后雷曼兄弟公司倒掉，引发全球恐慌。后来量化的人谈这段历史，多半是出于私利，喜欢把两个危机分列开来。在我眼中，二者是一根弦拉着的骨牌。天量的信贷开始剧烈收缩时：好卖的（量化基金）被先清仓来去杠杆，难卖的（次贷）最后压垮了骆驼（雷曼兄弟）。整个经济体系的流动性嘎然而止。
这个部门自此一蹶不振，资产一度下滑到300亿，经事的经理走的走裁的裁。眼瞅前景暗淡，我们也只好散到华尔街的犄角旮旯。多年后老同事聚会偶尔谈到那几天，一幕一幕的回忆间，多有唏嘘。如今加里•柯恩平步青云，官拜川普政府内阁，任职总统经济顾问团主任。这个华尔街——政府的旋转门，以后再谈。
花街缘
在华尔街十数年，逐渐觉得是唐敖出海，奇珍异兽，鳞次栉比。比方说两面人就比比皆是。曾有一位出生于土耳其富贵人家的同事，从名校一脚跨进高盛，这个集嫉恨艳羡于一身的“邪教”（高盛内的群体心理有邪教的特征，比方说对组织外的蔑视，对组织内的万能的膜拜，丧失客观评估能力等等。很多本来能力很强的人积压在“地下室”却不到外面寻求更好的机会）。一双深陷的眼睛架在弯起的嘴角上，冷笑还是奸笑众说纷纭。我觉得那是蔑笑，他骨子里的高傲，对所有人平等。此公基本上不做任何事情，早晨，早中午，午后，中下午，他都在跟某个上司喝咖啡。
有一次，十几个同事共同完成的项目由他来展示。台上幻灯显示却只有他的名字。我忍不住打断他：“为什么所有人的名字没了？”
“名字全放上，太长。”他以他特有的见怪不怪的平和语气说。
“那就用大组的名字好了。”我还不放弃。
尴尬间，某个经理出来打了圆场。
土耳其人与我当时有一个共同的上司。这个上司是个入错行的人，他特喜欢教书和小孩，茶余饭后常感叹自己得去当老师才能人生圆满。像个大哥哥一样，上司对土耳其人疼爱备至，提携有加。某年土耳其人结婚，声势浩大地在老家土耳其安卡拉外的小城举办婚礼。我等不入流的之外，部门某个级别上的全请了，半数还真不远万里地去了。
婚礼后两周土耳其人辞职，加入我们当时最大的竞争者。
如此表里不一，连我都感到惊讶，上司简直就是抑郁了。此后他常不加说明地给我讲：这，在华尔街是不可接受的玩法。
几个月后，上司心软没底线的缺点暴露无遗。一天他走过来问：如果小土回来这儿工作，你有意见吗？我瞪了他足足五秒钟，确定他不是开玩笑之后才回答：我跟他交叉少，没有想法。上司似乎觉得需要解释一下：土耳其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他犯了大错（离开高盛）。
事实是，对手那儿的官场跟高盛不太一样，土耳其人成天喝咖啡趋奉上司的玩法有点走偏。
既然上司开了绿灯，他的川剧变脸，部门里也无人公开质疑。
又过了几年，量化危机刚过，我也刚刚辞职。土耳其人强邀我一起午饭，我不好回绝，决定赴约，但少说多听。席间他痛斥部门上层无能，都该被炒鱿鱼——包括不计前嫌接纳他回来的上司。他说，他这样的中坚到了该顶上去的时候了。
我得承认，这顿午餐真是大开眼界。生活绝对高于艺术。
后来宫变不成，没经济学背景的土耳其人再次离开高盛，回土耳其一家银行做了首席经济学家。一个朋友揶揄道：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个香蕉国总是爆掉。后来上司也换了公司，职业生涯似乎更加腾达。小土又回到他的麾下。最新的消息是，小土第三次离开，估计老上司是从了禅宗，早认命了。
螳螂捕蝉
在最后一次职评会面上，我的不满和去意在同样聪明的上司眼前炳若观火，却执意把这个假面双人舞跳下去。说的和不说的，几秒钟的停顿似乎都要把空气凝固。急着要喘一口气的我随口发问：“谁会继承总管？”
长达十年的共事关系濒于结束，急于摆脱困顿的上司反应如压弯了的弹簧，道出了一大串的看法。
“股票部的头听说快要退休了，她的铁腕统治也不为董事会认可。把几千亿美元资产玩到几百亿，也就她有这能耐！”危机中，眼巴巴看着一个600亿的基金消熔，上司不痛不痒的指挥是难辞其咎的。但此时我也没心思挑明这个荒谬，只希望剩下的一刻钟快快结束。
“那么固定收益部的那个？”
“那老印？水平很次人品更差！上电视侃市场语无伦次，笑的多，点头的少。整就一公司的耻辱。他干脆就练瑜伽得了！”的确是，这个人常在收盘后拎着一卷布席到我们这一层来做瑜伽。天气好的时候还跟另一半在大楼外当街的小广场做下犬式。
“那么运营官呢？他看起来总是十指插在十罐蜜里面。”
“他私下跟我说他没企图，几十年的生涯够了。我得加一句，乏善可陈！”在当任总管挟危机的歪风从外杀入公司高层的时候，上司和运营官常常抱团取暖互有提携。所以一贯尖酸的上司在谈到运营官的时候好稍有顾忌。
“财富管理的大头呢？”
“哈哈哈，你还真逗乐！他的走路费都已经准备好了！他那道琼斯三万点的文章我当幽默作品送朋友了。”
此时一万八千点的指数翻番好像不是那么滑稽的想法吧？我继续微笑着恭候金句。他却颇有意味地停了停，似乎等我说什么。
见我木然，上司眨了眨眼睛：“某某也把他的名字扔进了圈子。业绩平平马上就被打下来了。哈哈！”
如果上司是我们部门的右丞相，这某某是左丞相。如果上司是老奸，年轻一轮的某某虽不聪明但也绝不是软柿子。我一时真纳闷某某不至于如此愚钝，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做出头鸟。对于上司是知彼如知己的我，深谙上司性情在炫耀聪明而不在做管理上，所以他应该可以被排除。还会有谁呢？
这时上司给了我一个柴郡猫式的微笑（爱丽丝梦游仙境里小主人公碰到的一个笑容大而神秘的猫，The Cheshire Cat，即便身体消失，它的呲牙咧嘴的笑还会留下）：“哦，我是不想当的。你懂我的。管人不是我的长项。”我像被柴郡猫给咬了一口，脑袋一下子就醒了：你他妈的就是想要当！不仅如此，你还想选中后，把它婉拒掉。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事业巅峰！你眼中的终极牛逼。不仅如此，肯定是你唆使某某去应聘的，顷刻间你帮他树了无数的敌！
当然这些我都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知道什么最让他乱分寸。“要是母公司从外面任命一个呢？”我想我的微笑不那么邪恶。
他的脸都白了。“要是那样，全盘皆输！”
我知他知为什么会说全盘皆输：上一次改朝，现任总管就是母公司从外面找来的。上司这类的故臣大多立马消化不良，一年多的时间里惶惶不可终日，对总管的畏惧和厌恶同“权利的游戏”里的异鬼一般。
要是外戚再次篡权，这些老人都会作古。
“是哦，又是一段混乱和洗牌。那会不会被卖掉呢？”我装作不置可否的建议道。我其实知道总管在外面兜售，无奈要价过高，无人问津。
“那一样的糟糕！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想卖另外一个公司！不信？”说着，他拿来一本牛津大词典一般厚的标书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德银的资管部，友诚的销售部等等，没一个他或董事会看得上，要么太贵，要么太小。
上一次机遇来敲门是2009年，巴克莱银行为了融资决定出售安硕交易所交易基金（安硕iShares 发行管理交易所交易基金，现在黑石集团BlackRock麾下。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 是9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一类公募基金）。公司出价100亿美元，黑石出价135亿而夺标。这也是当任总管和上司等一伙人的决定。此后两个公司的境遇简直是天壤之别。黑石资金量以几何方式递增，其它包括我们在内的传统资管只有干瞪眼，不断让出市场占额。
记得危机后有一年，大概是5年前，包括各大央行在内的全球宏观管控机构凑到一起，要在全球认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当时有人建议把黑石也算在内，因为它的资管量正要跨过三万亿美元。本文落笔的这一周，黑石的资管量已经超过六万亿。俗语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再确切不过了。
不少时候，买人和自卖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五年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候，欧洲政治无能低效暴露无遗。不奈何，央行在德拉基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史无前例的措施。
大家最没底的是负利率政策。他的初衷是把积压在欧洲央行里的钱排挤出去，最好落到实体经济中。但这个政策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特别是后者的冲击是个存亡的考验。这两个行业虽然在资产负债、风险形式上差异很大，但盈利都是利息差。在收益方面，负利率把整个社会各种资产的回报率拖下来。在负债方面，银行和保险业是很难把负利率传递到存户和投保人的。保险公司还有一层隐忧，欧盟的一个新的监控制度“偿付能力指令2”（Solvancy II，要求保险公司在资金储备上要确保至少两倍于200年一遇的损失）很快于2016年要实施，这个会带来他们的资产结构的不小的调整。如果因为监控政策变化，保险公司需要增加储备金，方法无非三种：
1、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未来的盈余，但这个在负利率的世界里基本不可能；
2、出售保险公司的股票，但在欧洲股市特别是保险业低迷的情况下，经理层不愿意；
3、通过出售子公司和其它资产来去杠杆。
我们公司如同大多数资管公司都有母公司，而且大多数是保险公司。我们的太上皇就是重灾区的一家欧洲保险公司。他们唯一的出路是第三条，自残变卖。在哪儿卖划算？当然是市盈率高的市场，非美国不属。
一个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结论是：迟早3-5年内，我们公司会被卖掉套现。
2014年前后我把上述分析跟包括上司在内的同僚分享过，无人认同。原因无非有二：没听懂的和不愿意的。离职后三个月，总管因为兜售无功而被扫地出门，母公司任命了外人来接手。一周后母公司宣布在次年出售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