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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可以被归入哲学类的书中,读以赛亚·伯林的作品时是最轻松愉悦的,作为一位演说多于写作的思想者,伯林的作品大多是讲稿的结集,口语表达和即兴发挥减少了书面写作中常见的晦涩,使得他的思想更易于被未经专业训练的公众理解,而他自身足够深厚的专业素养,又保证了思想的深度。也许找出和他一样热衷于普及哲学思想的学者不难,但很难有人比他更擅于兼顾通俗与深刻,也很少有人能够这么准确的把握公众兴趣与学术理论的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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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根源》整理自1965年伯林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演讲录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欧美文化界对二战反思最热烈的时期,纳粹思想的成因自然是学术界与公众共同关注的核心。不敢说当时人们已像今天一样普遍意识到纳粹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但作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德国最显著的思潮,浪漫主义自然是首当其冲的质疑对象。可是这样一种在美学上充满崇高的激情,并产生了众多杰作的观念,怎么会在政治领域催生出如此残酷的专制政权,并得到了那么多人的默许甚至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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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困扰我多年。尽管曾为此翻过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却只能为此找到一个基于当时境况的解答,而那更潜在的观念的形成,肯定曾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它必然是触及到了人性深处潜藏的部分,才会在某一时机到来的瞬间,迅速的兴起,并泛滥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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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准确揭示了那个潜在的部分,也清晰的解释了这一时机是如何降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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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伯林指出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地区在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战争后,其实在整个欧洲是处于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战争造成的死亡使人口数量骤减,也因此窒息了文化的发展。心理承受着严重挫败的德国人,普遍为民族自卑情结困扰,尤其是在面对当时文化兴盛的战胜国法国时,伤痛和屈辱的感觉更加强烈。作为一种自我保护以及精神层面的反叛,人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质疑代表了法国文化精髓的理性主义,并因此掀起了一场针对启蒙运动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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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启蒙运动在经过了十六、十七世纪的发展后,也的确开始陷进一种越来越僵化机械的模式里,即使在法国本土,人们也不再相信能够以类似于科学的手段分析社会现象,并依靠理性尤其是逻辑找到普适性的真理。不同文化之间越来越多的交流让人们意识到,即使是真理也可能彼此无法兼容,于是对于结果的执着在逐渐变弱,相应的,为了所信仰的某种价值而牺牲的状态,得到了更多的推崇。真诚的情感和正直的动机,代替了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成为了评判的标准。以自我的意志反抗自然规律被视为英雄主义,而曾经被理性主义忽视的潜意识也获得了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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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认为这场变革初期第一位堪称有力的鼓动者,是一位小人物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尽管并不著名,但哈曼的思想却有力的影响了赫尔德、歌德以及克尔凯郭尔,而且作为邻居,他还曾是康德的座上宾。简单的说,哈曼认为,生活是不可用来分析的,任何分析的企图,都会毁坏它,人所寻找的也并不是幸福,而是充分的实现自己的能量去创造。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哈曼心中的上帝并不是数学家,而是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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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哈曼并不是同一时期唯一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在法国,狄德罗也指出,天才的孕育有赖于潜意识和黑暗,至于卢梭,他甚至认为唯有在高贵的野蛮人与孩子身上,才能找得到未受玷污的真理。但态度最激烈明确的还是德国人,伦茨甚至强烈的反对任何认为宇宙可被理解的观点,反对任何秩序,认为唯有行动,尤其是突发性和非理性的行动,才是世界的灵魂。而他的观点,不过是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价值观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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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堪称浪漫主义之父的,还是赫尔德和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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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的启蒙主义的叛逆者,赫尔德明确的抵制那种对整齐划一与和谐的追求,因为在赫尔德看来,真正的理想之间经常互不相容,甚至无法调和,生活于不同社会的人之间甚至很难相互理解,相应的,每个群体都应为自己与生具来的文化传统而奋斗。而后世浪漫主义的尚古情结与对永不停息的行动的推崇,大多源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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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康德作为浪漫主义之父,却被动得多。事实上他对于不讲逻辑的浪漫主义十分反感,可是他的道德哲学却帮助浪漫主义摧毁了理性主义的另一标志:决定论。康德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只因为他能够做出选择,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就是可以做出自我决断。人并不是自然规则下的木偶或所谓的"机器",而是行为的选择者。他有力的论证了个体精神的价值,并使得浪漫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推崇有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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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浪漫主义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激进。在经历过席勒与尼采的进一步提炼后,真理已不再像启蒙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是可以被发现的,反过来,它成了需要被发明的。不过,在永不停息的行动这件事上,还是费希特走得更远。他甚至认为,"既然世界容不下半奴隶半自由的人,我们就必须征服他人,将其纳入到我们的结构中来"。听上去尽管热烈进取,但至此,已隐约可以见到纳粹思想的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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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浪漫主义的美学观也逐渐发展成型。由于对直觉、意志与潜意识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象征主义开始兴起,同时文学作品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两个典型的意向:思乡情结与永不止息的反叛者。伯林认为,这二者看上去不相干,但本质上都源于同一种打破事物固定本质的冲动。对故乡的追寻永远会处于一种不可复得的状态,永不止息的改变现状的行动,也通常是通过一些有着不屈意志的漂泊者来完成。尽管这些浪漫主义的英雄往往具有两种相反的性格:相信不断的前进将带来解放的乐观者,与承认生活是由不可控的意志所左右的悲观者。但归根到底,他们都不相信世上存在着某种稳固的结构,唯有自由不羁的意志才是他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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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浪漫主义的两大主要观点最终形成:其一,人们所要获得的不是关于价值的知识,而是价值的创造,其二,人们并不相信存在一个必须适应的模式,世界是永无止境的自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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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学上,它制造了一种不同于古典英雄形象的现代英雄,一种更具象征意味的诗意,思想上,它是存在主义得以出现的基础,但是在政治上,它也催生了满怀激情却盲目的狭隘民族主义,陷于其中的个人和群体,会依凭不可意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最终,成了纳粹主义的催化剂,对崇高与美好的向往,由于过于激进而造成了残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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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遗憾的话,结尾的匆促算是一点。在指出了浪漫主义的困境后,伯林只是呼唤了一下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妥协宽容,却并没说到如何实现。但或许这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更何况这只是一份演讲录音稿。但除此之外,对于伯林所说的浪漫主义对传统美学的革新,我也并不完全认同。浪漫主义自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发于德国的论断是准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拜伦式的英雄,是在浪漫主义运动后才在文学作品中广泛出现,古典审美与所谓的现代审美之间并不存在着那么深刻的转变,对故乡的永恒追寻,永不止息的行动,以及打破常规的叛逆者,这是人类文化中从未消失的几个主题。因为浪漫情结本就是铭刻于人类灵魂深处的渴望,对世俗生活的超越从不曾在追求精神的人们内心中消失过,哪怕是被浪漫主义批评的理性主义者,也同样会被西西弗斯感动。所以浪漫主义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并不是一种对传统的颠覆,而是拣选后的强化和补充。在政治领域的浪漫主义理想幻灭后,它在文化领域的积极影响永远不会消失。瓦格纳的音乐始终是经典,毕竟它能够感动的从来都不只是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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