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地干活回来，也只有轧一池清水，浸上绿皮瓜和几瓶啤酒才能消散浑身的暑气。那时的瓜才几毛钱一斤，常有下乡吆喝着卖的，多是两口子。男人光着膀子，女人则戴着帽子。
卖瓜人不总是那么一对，但都还算得上爽快。称挑得高高的，零头什么的也不算计，都是不远的老乡，细细数来定和村里某户人家有着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大的小的，扁的圆的，有籽的无籽的，沙瓤的不沙瓤的，都一齐拉过来，整车载满，由瓜秧盖着。瞧，叶子还支愣着，瓜皮上泥土也是新鲜的，随便挑随便捡，回家切了不满意尽管来换。
记忆中的西瓜是比雪糕冰激凌还有味儿的夏日甜心。然而，稼穑之艰并不因田间回忆的美好而减去半分。
有一阵子村里流行种植配种棉。顾名思义，就是改变“母花”原来自然的授粉状态，在天刚蒙蒙亮时将欲开的花苞剥掉，保留花柱，然后在中午拿着当日采摘的“公花”给“母花”进行人工授粉。
由此产出的棉花价值就比普通棉花翻了翻。听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儿，但我是当事人。当事人觉得除了热和累，没有丝毫乐趣可言。
从我的中学时代起——对弟弟来说则是小学时代，我们就各自当上“工头”领一帮小孩下地干活了。棉花开自暑期，正是放假时候，也是最热的时候。
孩子是雇来的，多与我们同样年纪，和我们一样起早贪黑，吃住都在家里。他们每天的收入刚开始是十五元，后来涨到二十。如今看来实在廉价，而且，是非法使用童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原先并不懂法律。
这才是真正的夏日回忆，带有浓重的恐怖色彩。无论破晓时多不想起，无论四十度高温还是暴风疾雨，你都得在田里。自家的田，豁了命也要种下去。
那时也没什么护肤概念，十里八乡的都是一样粗糙的种田人，谁要是白白嫩嫩干净体面，那准被当成拉皮条的或小白脸。还真的有。
已成顽疾的脚气，黝黑斑驳的皮肤，都是比收成的喜悦更加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力，提醒我永远别忘自己曾是庄稼人。
一般的大豆，小麦，玉米等作物带来的效益太低，农民总要想法儿赚点钱才能生存下去，平畴的黄土就是他们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的安放地。我家曾在烟叶地里套种红薯，一种就是很多年，效益可观意味着更多的投入。
烟叶长在一垅一垅的畦上，比我个头还高呢。进田之前总要换上破衣裳，包头巾，因为烟叶油大。爹妈在前头掰叶子，我们在后面捡拾，接着抱到地头堆起。穿梭几个来回，虽然裹得严实，也还是面目全非。
三轮车咚咚咚冒着热气。拉回的烟叶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技艺，用细绳将其编织到长度约一米多的杆上，随后挂到炕里，用炭火烤。火候的控制则更需要技术，技术的主要来源就是经验。待到水分蒸干就取出来解开绳结开始分拣啦。
烤出来的上乘叶子色泽金黄，极少有斑点，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也有不好的，多半叶片颜色发黑且残破不全。它们被分成三六九等扎起捆儿来又垛成垛，堆在铺满防潮塑料膜的房间，等着价钱上涨时拉出去卖。
我很少和爹妈一起到镇上的烟草局去卖烟叶，具体卖了多少钱我也不关心。只知道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学会喂猪、做饭的。
说起喂猪，也是个技术活。夏天来了猪也娇贵，每天要拿水管给那群猪先生洗澡降温，清理猪粪自然也是必要的。妈妈会告诉我多久给它们饮一次水，怕我忘，索性拿粉笔记到墙上。
豁了口的大锅就支在猪圈和水井中央，那是猪先生们的食堂。十瓢麦麸加十瓢饲料，一日三餐四个月后送它们去屠宰场。
那年村里流行养三元猪，我只知道这种猪比普通的猪体型小，肉也更瓷实，多是黑色，短毛，主要是能卖上好价钱。我家也养了几只。它们是更难伺候的了。
不幸遇上猪瘟时，小孩子都是要被千叮万嘱不能随便去别家串门的，尤其不能靠近别人家的猪圈。若是因此携带病菌回来染了自家的猪，一季的功夫又白搭。
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田里的作物换了好几种，圈里的猪也四时各不同。当然，我也长大了。
2011年元宵节回老家，燃起的烟花底座突然倾斜，破废的猪圈遭到无情地“炮轰”，这次是真的破废了。倒是没什么损失，多年未养猪，棚下尽是些杂物。
又是一年夏日炎炎。院子里的杂草从砖头缝儿里钻出来肆意地长，墙角的竹子不再昂扬，常青树也枯黄，马蜂在里面搭了窝，嗡嗡作响。
走出去的一代人终于不用再种地，劳作之苦成为记忆被永远地封存。那片无言的大地曾经任我们耕耘，不久，还将供我们栖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