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荀子的时代已经是战国末期，经过近两百年你死我活的厮杀，法家独大的强秦在混战中脱颖而出，逐渐对东方六国形成优势，而东方六国依然在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天下大局将定，法家扬威，王秦天下，势在必然。法家在秦国的巨大成功似乎让功利之法，唯利之途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也让不甘束手就擒的东方诸国如同看到了救命的稻草。病急乱投医，打着尚贤崇能的旗号拼命延揽人才，妄图借一人之力改头换面，起死回生。所以游说之风甚嚣尘上，超越任何时代。急功近利，朝秦暮楚，楚材晋用者比比皆是；改制变革，置卿换相，收买暗杀时时上演。
烽火硝烟的末世，时代人心已一落到底。
而在精神思想上，也进入了激烈交锋的“战国时代”。这就是荀子眼中的“圣王没，名实慢，奇辞起，名实乱”的乱世。各家各派，各种言论烽起，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长期的乱世使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结束战乱，安定天下，必须有圣君秉“王”之名，行“王”之实，才能重聚人心，天下归服。那么怎样才算是有王之名，行王之实呢？各家各派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汹涌的思想大潮中，谁能够脱颖而出呢？
七 礼法并重
荀子认为，礼义已失，诸侯无名，毫无仁德，背信弃义是天下持续动乱的原因。而儒家礼义是古而传之的大道。上应天理，下合人心，结束乱世，安定天下的，必然是尊王崇道，有名符实的礼义仁心。
“故王者之置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道，则盛名而一焉”！天下纷乱已久，如何以礼义之名，匡乱世之实，使儒家礼义与时代衔接，符合实际，使之经世致用，拨乱反正，才是儒道和儒者的使命。
荀子没有死守古制，困于先儒。而是放眼天下，海纳百川。他知道各派学说都衍生于《易经》之道，都以合乎天地人心为终极目标，都对社会和人性发展有着独一无二，切实可行的论述和方法。它们不应彼此对立、相互攻讦、倾轧，而应取长补短，交会融合，归于一道，为天下正名，合仁义之实。
于是他以传统礼义为核，兼容并蓄地吸收了“道”、“墨”、“法”、“兵”、“阴阳”等各家思想，大大丰富了礼义的内涵，拓展了礼义的可行性。一个经他改造后集世大成，经世致用的儒家礼义横空出世。
此举一改多年来儒家因于世脱节，格格不入而日渐没落的颓势，大大地增强了儒家的影响力，使之在各派激烈的名辨思潮中脱颖而出，为他赢得了显赫之名，也为儒家赢得了一席之地。
荀子还对儒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孟子的“性善说”，认为人的本性“固无礼义”，天生就有不可抑制的欲望和恶念。“人之性恶，其善者也伪”。人的本性是恶的，善良的行为是后天改造，用礼义引导，教化，自身努力学习而成的。所以人性不仅要用礼义来引导，而且必须要用法制来约束和规范人性的贪欲和恶念，双管齐下，才能治理好国家。这就是他开创性地提出安定天下必须“隆礼重法”，“礼法并用”。这对一向重礼轻法的儒家来说，无异于惊天动地的巨雷，翻天覆地的海啸，是一场关乎根本的变革。
历史证明荀子深深地洞悉了人性，他的思想是睿智而超前的，人性的贪欲和恶念陷落成无数的乱世，而那时单靠礼义教化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礼法并重才能激发人性的善念，抑制人性之恶，使国家在和谐稳定的轨道上走得更远。汉初董仲舒向汉武帝呈现的儒道，就是荀子“隆礼重法”的治理核心。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一举扭转了面“文景之治”后民众不知礼，不守法的颓势。使危机中的大汉王朝得以稳定复兴，帝祚延绵。历史发展到今天，他的“礼法并重”也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
荀子认识到，时代是不断进步的，人心在不断变化，所以治国之道也必须根据现实来调整，而不是死守古制，固奉成法。他因此批评孟子的“言必三王”，“道必尧舜”的法先王理论。认为那样已经脱离了道的实质，只是顽固地死守表面形式，实际已经脱离了时代，远离了世道人心。“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理论看似完美其实无法实行。致使儒道变得空洞虚无，学习的人成为愚夫俗儒，完全背离了孔子儒道的初衷，这就是儒家在乱世中逐渐衰落的原因。
所以荀子明确提出要“法后王”，即根据时代变化，从实际出发，以礼义为核去制订相应的方法制度，解决实际问题。所谓“百王之道，后王是也”！“法后王，一制度”！强调能随时代变化，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实际情况弘扬礼义，才是真正的儒者，才是儒道真正的使命。
荀子以其睿智通透和变革的勇气，一改孔子后儒家数百年萎靡不振，与世脱节，碌碌无为的弊病，开创性地为儒道重新立世，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以全新的儒家礼义构筑了当世社会实现天下统一和长治久安的宏图远景。
他敏锐地看到，天下大势，必然统一，但如果没有仁义之君，以名符实，来凝注万众，使天下归心。而是暴秦以武力狡诈来征服天下，没有仁义之基，无名实之虞，必然不会长久，野蛮暴虐的征服后，又将会是下一个乱世。
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