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刑法二》记载：“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公元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官员李彧和提刑按察司官员赵全德勾结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徇私舞弊，于是下令彻查。
同年3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李彧、赵全德等人贪污，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国库金银和钱钞。具体贪赃枉法有三条：
1. 私吞太平府、镇江府等府的赋税
2. 私吞浙西的秋粮，浙西秋粮本应上缴450万石，郭桓只上缴了200多万石
3. 巧立名目，征收多种赋税，中饱私囊
根据朱元璋《大诰》中所说，“郭桓案”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总计达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的收入是2940万石，这一对比可以看出这一数目是多么的触目惊心。朱元璋都感叹这是古往今来贪赃枉法最过分的一次。
“郭桓案”彻查后，牵连到全国十二个布政司，牵扯到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人。朱元璋知道这个情况后是大怒，本来他就恨贪官，何况这次贪官牵扯之广。所以自六部侍郎以下涉案之人全部处死，人数达数万人之多。同时大规模追缴赃物，共追回粮食700万石。
“郭桓案”作为明初四大案之一，主要是涉及经济上的贪污腐败。对于贪官朱元璋的政策是“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贪污60两银子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对于“郭桓案”这么大的案件、牵扯之广、贪污数量之大，还是在朱元璋当政时期发生的，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难道这些贪官都不怕死吗？我们从当时社会的发展来分析一下明初“郭桓案”是怎么发生的？
明朝初期，在经过了元末起义战争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朱元璋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迅速恢复经济，怎样增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实现真正意义的国富民强。为此朱元璋诏谕百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经过了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全国经济得到好转，老百姓也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随之而来又有了其他的问题困扰着朱元璋：
第一、功勋贵族日益扰乱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封赏百官，功勋贵族的封地遍布天下，尤其是国家富庶之地。但是功勋贵族很多都有违法犯禁的行为，依仗势力，欺凌乡邻，以至于朱元璋命工部铸造铁榜训诫公侯，列举了这些功勋贵族强占官民山林、湖泊、茶园，亲戚及奴仆等依势欺凌百姓、侵占他人财物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以及处理规定。
第二、地方地主豪绅实力增强，渐渐与功勋贵族、各级官吏相互勾结
以富庶的江浙为例，当地的大地主为逃避赋税，将大部分田产都登记在功勋贵族的名下。同时地方豪绅和各级官吏勾结，有的通过伪造册书、谎报灾荒的形式，骗取国家救灾粮款，有的隐瞒田产逃避税收，有的将本应由地主承担的赋税转嫁到百姓头上，总之是花样繁多，形成了一个由功勋贵族、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吏、地方豪绅组成的利益集团。
自古以来“天下赋税半江南”，各朝各代大部分税收都来自于江南地区，所以隋炀帝当时修京杭大运河，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游江南，主要还是为了便于将江南地区的税收运回北方。现在这功勋、官吏和豪绅利益集团一形成，国家的大部分税收都被这些人中饱私囊了，给明朝政府的财政造成很大的一个窟窿。
郭桓上下勾结，与浙西官员将应天等五府的夏税秋粮全部瓜分，贪污之严重，性质之恶劣，也难怪朱元璋会重典惩治贪官，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
“郭桓案”涉案人员中尤其以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居多，因此在追缴赃物钱粮的过程中，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地主阶级都因此案而破产。朱元璋借此案虽然大大的打击了地方地主豪绅，但是民间豪门破产太多，一时造成全国骚乱，朱元璋为了平息民怨，就杀了“郭桓案”的审刑司吴庸，吴庸算是做了朱元璋打击地方豪绅的牺牲品了。
“郭桓案”能成为明初四大案之一，主要是此案牵扯人员之广，上至六部尚书，下至地方小吏、地主豪绅，达数万人之多。此案的告破除了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外，还打击和摧毁了功勋、官吏、地主豪绅组成的贪腐链，曾经隐瞒不报的土地、人口重新纳入政府税收范围。而且随着地主豪绅的破产，扩大了自耕农的比重，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后来朱棣时的永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我们知道，不管是财务做账还是合同书写，为了防止有人篡改数字我们一般都会将数字写成大写，这个办法就是在“郭桓案”之后，朱元璋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贪赃枉法而推行开来的。大写数字据说是武则天发明的，但是一直不是很普及，自从“郭桓案”之后，在朱元璋的要求下，大写数字推行开来，直到现在也是大有用处，这也算是“郭桓案”的另一个积极影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