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交给读者”是巴金一生尤其是晚年写作的起点和最后归宿，是他创作生活最传神最真实最本质的写照。巴金用剩余的全部生命写的五卷本大书《随想录》，有着历史的沉重、“时代的苍凉”、情绪的悲怆，有着烈火般内在灼烧心灵的力量，全书的核心思想就是讲真话，他坚持把内心的郁结的真话，倾诉给读者和他生活的世界。巴金是一个大时代激流的中流砥柱，为人们提供了指向未来思考的源源不竭的思想资源。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当年从封闭的四川盆地沿着滚滚长江负笈东下的那个少年，一定不会想到他的生命会和一个世纪同行，一定不会想到自己会度过满头银发的100岁生日。记得15年前，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有那么多爱戴他的人们，用敬爱的目光远远地注视着他，默默地献上一瓣心香，为他的生命和健康祝福。古语说，仁者寿。百岁的人瑞李尧棠老人是时代的大仁者。今天怀念他，就是要承继他的大仁大勇。
把心交给读者
作为20世纪中国的伟大作家，巴金给人们留下了近三十卷的皇皇巨著。他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大时代的历史回声，是一个知识分子良知的心声，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弥足珍贵的文学足音，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同时，他以他实际的创作生涯，给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给所有以文字为业、以文化为业的人，提供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是他晚年无数次大声疾呼的：“我为读者写作，我把心交给读者！”
在西方现代接受美学中有所谓“作家—作品—读者”构成的“三R关系”。结构主义主张文本中心论，认为文本是个独立封闭的系统。中国古代文论推崇的“知人论世”指的是作者的身世和文化背景与作品的联系，而“以意逆志”，强调的是由读者的意念逆推作家的创作动机。巴老从来不是作家自我中心论者，不顾社会、时代、读者的文学要求，完全以自己的个人趣味写作，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者，也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与世无涉的封闭系统，单纯追求技巧的作品中心论者。二者虽然重心各异，但都漠视了读者的存在。巴金的伟大在于他的一生都在“为读者写作”。而“把心交给读者”，是他一生、尤其是晚年写作的创作起点和最后归宿，是解锁他创作全部动机的钥匙，是他创作生活最传神最真实最本质的写照。
在八十年左右的漫长创作生涯中，读者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就像太阳高悬在太空，照耀着地球星辰。多少年来，他一直认为是读者养活了自己，他诚惶诚恐地表示，“没有读者就没有我”。他把写作的全部信念，扎根在了读者和人民的沃土之中，从中汲取了写作的动力和生命的活力。他说，他不中途搁笔，是因为他“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他永远忘不了读者来信中那些“像火、像灯”一样明亮炽热的句子。怎么能想象，像巴金这样伟大的作家，面对普通读者的敬畏。这和有些作家写了几部作品就沾沾自喜地大吹大擂，小虎屁股摸不得，听不进半点读者批评的作派，真是天壤之别啊！在巴金的创作中，读者从来不是被动、消极接受作家教育、愚弄的群氓。他们不仅是养活作家的衣食父母，而且是作品优劣高下的最好鉴定者。他反复告诫自己，“读者是真正的评委”“是最好的评判员”。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中，他并不要读者跟着自己走。他一再地声明，自己不是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只是一个普通人，也愿意做一个普通人。自己没有才华，没有文采，和读者一样是人，是一个把写作当作“生活的一部分的人”，是一个用文学打动人心的人。
为读者写作，就要求作家真正地“把心掏出来”，然后再“把心交给读者”。在“三R”关系中，连接作家和读者的中介是作品。作家要把掏出来的心留在作品中，然后用留在作品中的那颗滚烫的心去温暖读者的心。这就需要作家艺术家讲真话、动真情。要有真率的态度、真诚的情感、真实的表达。要感动别人，先要感动自己；要别人相信，先不要欺骗自己。自己不相信、自己不感动的东西，有什么权利要求读者去相信去感动？可惜在艺术作品中，以假话去欺骗读者观众，以矫情滥情来蒙蔽读者观众的实在为数不少。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把心交给读者，决不是一时一地、一书一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文化商人对劣质文化产品的伪善包装，也不是他们掠夺市场资源抢占市场份额的文化策略。它必须是全心全意真心实意的，其间容不得一点的半心半意和虚情假意。“掏出心来，把心交给读者”，应该成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以生命相许、贯穿一生的庄严许诺。读过巴金小说的读者一定会感觉到，巴金在他小说的人物身上，在鸣凤、梅、瑞珏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身上，倾注了多么饱满而沉重的真情实感。在觉新和觉慧的身上又寄寓了怎样热切的憧憬和希望，在《寒夜》中他是怎样忧心如焚地“替那些小人物”伸冤。艺术作品的价值永远和作家、艺术家心灵心智情感投入的程度和分量成正比。不论是早年文学的激情，还是晚年文学的沉重，巴金的投入都是真诚的。他说过：“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他还说：“我若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美好的东西献出来，献给别人，我就会得幸福”。因此，巴金作品从来不回避崇高，相反，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崇高感，沉重而不沉沦。
晚年巴金最难过最寝食不安的事情有三，一是自己有时也对读者讲了假话，深感自己对不起读者。他责问自己，“我反复说只想用真话把我的心交给读者。可是我究竟说了多少真话？”巴金像鲁迅那样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像托尔斯泰那样自我忏悔的力度，实在不知道那些天天谎话、假话、空话、套话连篇而毫不脸红的人读了有何感想？二是在创作上他口口声声“深入生活”，一度却犯了一个拼命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的错误。三是担忧读者的远离，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远离。他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把他当作他们的朋友，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青年不再理解他了。作为一个老人他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他从生命的深处流露出对读者的眷恋，他对读者说，“我爱你们。”他对年轻人说，“我永远不离开我的年轻读者”。
其实，一个像英雄丹柯那样挖出自己的心去照亮别人的作家，一个像托尔斯泰那样坚持着人道主义良知的作家，读者无论年龄大小，怎么会忘记他、远离他呢？巴金是个很简单很拙于言表的人。他一生都在追索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生都怀着孩童般的赤子之心，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想，坚持着文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感道义感，像丹柯一样，高擎着国民精神的火炬。
1994年7月29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突然想到了友人“小胖”在自己园子里留下的“四十年开一朵花的沙漠植物”，就此好像听见她年轻的声音反复地在耳边回响：“只有开出花来，生命才有意义！”此后，他一直期盼憧憬着自己的生命“也开一次花”。有幸看到巴金生命开花的奇迹和开花的艰难过程：“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十多亿中国人，如果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人人都怀着“生命开花”的美好愿望，社会一定会更多一些真善美更少一些假丑恶，民族复兴的步伐一定会迈得更有力更健康更踏实，文学一定会更多地提升净化国民的灵魂，真正成为照耀人们前进的熊熊燃烧的国民精神火炬。
跨过21世纪的门槛，回首巴金写作生活的一百年，真是风烟滚滚，风云变幻。正是民族历史中变迁最为频繁最为深刻也最为广泛的时代。再伟大的戏剧也无法容纳我们民族这一百年情感的丰富和浩大。在这一百年中，巴金亲眼目睹亲身参与了一段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艰难曲折壮阔壮丽的精神历程。他用自己的全部身心体验了这个民族一百年的苦难和沧桑、屈辱和抗争、痛苦和挣扎、困惑和喜悦，但从来没有失望过。相反，他总是对自己深情挚爱的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的人民，充满着理想和希望的热情。诚如他在《激流三部曲》总序中说的：“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我的快乐，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在他的《全集》第六卷跋中，他补充说，“一直到最后，我并没有失去我对生活的信仰，对人民的信仰。”正是在和自己的祖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的精神历程中，他升华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为数不多的顶天立地的文化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