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诸暨早期领导人：钟子逸
钟子逸：星火的播火者与时代洪流中的行者
1926年深冬，浙东诸暨寒风裹着雪粒子，拍打在国民党县党部斑驳的窗棂上。室内烛火摇曳，几个年轻人围坐桌前，压低声音却难掩激动。钟子逸攥着从上海区委带回的密信，指尖因用力而泛白，他目光扫过寿松涛、郭焕青等人坚毅的脸庞，一字一句道：“今日起，中共诸暨城区支部正式成立！”烛光照亮他年轻的面容，也照亮了诸暨革命史上第一个红色据点的诞生。这位年仅27岁的国语讲习所毕业生，从此以“伯宗”为字，以“希林”为号，在浙东大地播撒下反抗的火种。
一、启蒙觉醒：从乡村教员到革命先锋
1899年，钟子逸出生于诸暨陶朱街道西湖村翟山自然村，原名钟学泰。浙东乡村的贫瘠与动荡，在他年少时便刻下深刻印记。私塾里的“仁义礼智信”与乡野间地主豪强的横行霸道形成刺眼对比，让他早早萌生了对不公世道的质疑。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诸暨中学的校园里，年轻的钟子逸第一次接触到“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的闸门被彻底打开。
1922年，钟子逸从教育部国语讲习所毕业，他又回到家乡任教。站在诸暨中学的讲台上，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将《共产党宣言》的片段融入国文课堂，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唤醒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课堂之外，他常与进步师生漫步浦阳江畔，谈论国家前途：“列强环伺，军阀割据，唯有唤起民众，方能救中国！”这段任教经历，不仅磨砺了他的表达能力，更让他看清了民众觉醒的重要性。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革命形势风起云涌。钟子逸怀揣着救国理想奔赴宁波，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宁波的日子里，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有理论素养的革命者。1925年2月，组织派他返回诸暨，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与寿松涛共同负责发展国民党员，为日后建立党组织积蓄力量。他利用教师身份的便利，深入乡村动员农民，在枫桥、牌头等地留下了无数奔波的足迹。
二、建党立部：诸暨红色根脉的奠基者
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烽火逼近浙东。中共上海区委指示钟子逸、寿松涛等人，抓住有利时机在诸暨建立党组织。当时国民党诸暨县党部已成立，根据中共四大关于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决定，钟子逸等人制定了“借壳建党”的策略——以国民党县党部成员的合法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筹备过程充满风险。钟子逸白天处理国民党县党部的公开事务，夜晚则辗转于城区的茶馆、客栈，与进步分子秘密接头。为了避开军阀孙传芳部队的监视，他们常常在深夜的柴房里召开会议，用暗号传递消息，用米汤书写密信。1926年12月，在诸暨城关，中共诸暨城区支部成立，上海区委任命他为书记，党员包括寿松涛、郭焕青、方城、汤乃贤等5人。这个秘密支部，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诸暨的革命事业点燃了第一簇火焰。
支部成立后，钟子逸制定了“秘密发展、稳步推进”的工作方针。他一方面领导党员在国民党县党部内部坚持独立性，抵制右派势力的排挤；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新党员，将革命火种播撒到学校、工厂和乡村。到1927年初，城区支部党员发展到10余人，先后建立了学生小组、工人小组和农民小组，革命力量逐渐壮大。中共上海区委在给杭州地委的信中特意提到：“诸暨城区支部工作得力，为浙东党组织发展提供了范例。”
三、农运风潮：唤醒浙东乡村的力量
钟子逸深知，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1926年12月，北伐军逼近诸暨，他抓住时机，组织党员深入乡村宣传北伐意义，动员农民组建自卫武装。在群众反抗基础热烈的枫桥、赵家等地，他用通俗的语言向农民讲解“打倒军阀、耕者有其田”的道理。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在城郊、枫桥一带与军阀孙传芳部队激战。钟子逸亲自率领农民自卫队和群众支援北伐军，他们抬担架、送粮草、传递情报，甚至直接参与战斗。在枫桥战役中，农民自卫队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引导北伐军绕到敌军后方发动突袭，一举击溃敌军。
北伐军占领诸暨后，钟子逸按照省党部指示，成立了诸暨农民运动人员养成所，自任所长。养成所招收了100余名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开设了《农民运动史》《军事训练》等课程。钟子逸亲自授课，教学员们学习革命理论，掌握组织群众的方法。在他的影响下，学员们毕业后纷纷回到家乡，建立农会，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减轻田租的斗争。不到一个月，诸暨各地成立农会20余个，会员达数千人，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革命热潮。为接下来的浙东枫桥暴动培养了干部力量、打好了群众基础。土豪劣绅们闻风丧胆，纷纷逃往县城躲避，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四、风雨骤变：白色恐怖下的抉择与坚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诸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趁机反扑，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钟子逸接到组织通知后，被迫离开诸暨，前往武汉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在武汉的日子里，他目睹了汪精卫集团的动摇，深知革命形势已十分危急。
1928年初，钟子逸返回浙江，被派往中共宁海县委工作。当时宁海的党组织正遭受严重破坏，他临危受命，重建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然而，由于叛徒出卖，宁海县委机关遭到破坏，钟子逸机智逃脱，但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四处寻找组织，却因形势恶劣始终未能恢复关系。与此同时，他得知了枫桥战友们牺牲的消息：何赤华于1927年7月24日在浙江陆军监狱英勇就义，枫桥赤卫队长宣春法在进攻枫桥时壮烈牺牲，何达人于1931年3月26日壮烈牺牲……，战友们的鲜血让他悲痛欲绝，但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革命的决心。
脱离党组织后，钟子逸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辗转。在天津，他担任《世界诚报》编辑、《新民日报》总编辑，利用媒体平台千方百计宣传抗日主张。1930年代，他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开办木器厂，以经商为掩护，继续用实际行动在经济上支持革命。他经常将工厂作为秘密联络点，为地下党传递情报、提供经费，还救助、转移了金城、寿松涛、金炳禄等多名患难的革命同志。寿松涛后来回忆：“在最困难的时期，是子逸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他虽不在党内，但始终是我们的战友。”
五、薪火相传：革命精神的延续与荣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钟子逸回到家乡诸暨。他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也从不以第一任诸暨书记而自居，他主动参与家乡的建设。在晚年，他常常给年轻人讲述早期革命的故事，教育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1958年，钟子逸因病去世，享年59岁。他的一生，有过热血沸腾的革命岁月，有过颠沛流离的艰难时光，但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钟子逸的革命精神，在后代身上得到了延续。2018年，他的孙子、知名企业家钟睒睒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从一个诸暨泥水小工做起，创办了农夫山泉这家中国知名饮料大企业，成功后不忘爷爷的初心，成立了“钟子逸教育基金会”，致力于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基金会先后在浙江大学、诸暨中学等多所知名高校和中学发放了奖学金，资助了大批贫困学生和优秀教师，延续了爷爷钟子逸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人才的初心。钟睒睒在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说：“祖父的一生，是立志为天下劳苦大众服务的一生，是为理想奋斗的一生。我们要继承他的精神，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当年钟子逸播下的星星之火，后来在诸暨大地燎原；他的利他主义精神，如同浦阳江的流水，永远滋养着这片红色的土地。回望钟子逸的一生，从县城教员到革命先锋，从党组织创始人到默默的坚定支持者，他始终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初心；他的利他主义精神驱使自己走上革命道路、并且不计得失、冒着坐牢S头的风险为素不相识的天下穷苦百姓谋幸福；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更是一个平凡中的不平凡之人。他的故事，是中国早期许多革命者多样人生路径的缩影，也是浙东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