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晚自习的时候，看到前排女生的辫子，就忍不住想起你来。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199个故事

一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爸妈将老房子拆了，加盖了好几间砖瓦房。从此，我和姐姐有了自己的房间。也是在那一年，念初二的姐姐产生了强烈的个人意识。她用红色粉笔在自己房间的木门上写下“闲人免进”四个大字。

姐姐在镇上读初中，晚上住在舅舅家，只有每天中午和周末回家。她越是这样遮掩，我的好奇心就越重。有时我做完了功课，就偷偷摸摸推开那扇紧闭的木门，在她床上躺一会儿，浏览她墙上贴的明星画报，再把她案头上的几本书、几盒磁带逐个翻一遍。

姐姐对房间里的陈设非常熟悉，心又细，为避免她怀疑，我每次出入都十分谨慎，走时除了检查东西是否逐个归位，还会特意把床单扯平整，用手心在褶皱上来回摩挲好几次。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在姐姐盛放衣服的那个纸箱里、几条牛仔裤底下，还藏着一个小纸箱。

我小心翼翼把纸箱放到床上，如获至宝。刚一打开箱子，雪花膏的香味就扑鼻而来。箱子里有一个观音菩萨的挂坠，用红线串着，闪烁着晶莹的绿光；一个玲珑精致的化妆盒，肯定是姐姐用零花钱偷偷买的，害怕被爸爸看到，才偷偷藏在这里；还有指甲油、头花之类的小饰品。令我两眼放光的是，平躺在箱子底部有一封信和几张贺卡。

读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告诉我们不可以偷看别人的信封，但我终究按捺不住好奇，很快便把那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信的内容很平淡，几乎通篇都在谈学习。末尾没有署名，但我确定是个男生，因为他在信里提到“晚上在宿舍聊天，男生们公认你是咱们班最漂亮的女生”这件事。

我掩起信，回忆起姐姐的相貌。马尾辫，皮肤焦黄，眉毛不够细长，眼睛也不大，还老爱讽刺我，到底漂亮在哪里？

那天之后，我再看姐姐，眼里就多了些审视的味道。姐姐收到了男生的情书，只是不知道她是怎样回应的。但是我想，她无论如何不可能同意。爸爸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每天对我们“洗脑”，她应该知道不好好读书的严重性。

有一次周末回到家，我发现姐姐的眉毛好像修过，比原来变细了不少，前额的刘海也精心梳理过，这么看来，她的确还蛮好看的。盛饭时，她嘴里哼着歌，是《还珠格格》里的插曲，“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

我故意问她：“女魔头，怎么今天这么开心？”

“女魔头”这个称呼是我对她的蔑称，那时候我们俩经常给对方起外号，过两天就变一个称呼。

她扬起盛饭的勺子，马尾辫一甩，“不告诉你！”很得意的样子。

我夹着菜在心里偷乐：小样儿，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我偷看信的事情，没过多久就被姐姐发现了。我一时疏忽，放完箱子，忘记把那几条牛仔裤按照次序堆在上面。她把我叫到她房间，厉声斥责了我一顿。我装作第一次听到“个人隐私”这个词，鸡啄米一样附和她：“以后不会了，你让我看我也不看了。”

不过，最终我们俩的“交谈”很愉快：为了让我保密，姐姐把她那辆天蓝色的新自行车让给我骑，我终于告别了家里的28杠破自行车。

我推着她的车子去门外练手，初次体验到握住别人把柄的优势所在，内心还有些后悔，为什么不早点拿这件事和姐姐“交涉”。

二

姐姐读初三的时候，我也考到了镇里的中学读书，和她见面的机会多了。有时候，我在二楼看见她和同学一起去厕所，走在路上会有迎面过来的男生和她们打招呼，几个人都有些扭捏。

晚上回到舅舅家，我忍不住问她：“到底哪个是给你写信的男生？穿红色条纹运动裤的？还是留燕尾发型的？”

姐姐没好气地回答我：“滚一边去！你不好好学习，关心这个干什么？”

说完她还有些羞涩，像是强忍住笑的样子。

表姐告诉我，那个留燕尾发型的男生叫高飞，认了我姐姐做“妹妹”。还说，那个男生长得可帅了，很多女孩子都想认他做“哥哥”，但他只认了我姐姐一个人。

说完，表姐还特意强调：“不许对大人说哈！你姐姐没有耽误学习，他们是纯洁的同学关系。”

我嗤之以鼻，长长地“欤”了一声，走开了。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都会在学校里认“哥哥”，表姐也有，大家的交往不过就是在班级里说话多一些，会结成“统一战线”和其他同学抗衡。实在搞不懂她们这些女孩子整天心里都在想什么。

那年夏天，姐姐参加了中招考试，没能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这让一直对她寄予厚望的爸爸很受打击。

整个暑假，爸爸几乎每天都在饭桌上数落她。他批评姐姐“胡思乱想，只知道打扮、疯玩”，姐姐有时也会争辩两句，但大部分时候只能无言地听着，眼里噙着泪。她一向好强，自己肯定也不好受。

八月底，爸爸为姐姐办理了复读手续。去学校那天中午，爸爸老生常谈，再次絮絮叨叨地埋怨她不专心学习。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加了一句：“再和男生说说笑笑，我把你的腿打断！”

姐姐猛然抬头，用恶狠狠的眼神瞪我。我想辩解自己没有告密，但面对这两座“火山”，吓得什么也没敢说。

吃完饭，姐姐毅然决然地推起天蓝色的自行车去学校，我重新跨上了28杠的大自行车，万分羞赧。

复读这一年，姐姐比之前更加用功，那些好看的发卡和头箍统统被她装进了“百宝箱”。我虽然克制再三，仍然没有改掉翻看她信件的毛病。姐姐大概也察觉到了，但也没再说什么。我读到那个叫高飞的男孩写来的信。他同样落榜，去了浙江诸暨的电子厂打工，在信里鼓励姐姐要好好学习，还在末尾用十分漂亮的草书写到：“小娟，你一定能考上重点高中的，到时候就是考大学了，一定别忘了哥哥啊！”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给姐姐写情书的那个男生是另外一个人，叫“陈东旭”。他考上了县里的完全中学，每隔一周，百宝箱里就会多一封他的信，末尾是一行好看的正楷：“最关心你的东旭”。

信里讲到他在高中的生活，同样洋溢着鼓励的言辞；但与高飞的信比起来，情感浓重了许多，常常出现“我上晚自习的时候，看到前排女生的辫子，就忍不住想起你来”这样的句子。

有一次往信封里塞信时，我发现里面还有一张照片。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站在公园里，戴一副圆框眼镜，浓眉大眼，但没有高飞帅气，表情也有些木讷，穿黑色的中山装，属于模范学生的类型。

过了不久，当我再次从信封里抽出信，刚一打开就怔住了：那封信特别短，工整的楷书只占了不到半页纸的空间。

“亲爱的小娟，考虑再三，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说的挺有道理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备考，我会把自己的感情埋起来，再也不向任何人倾吐。加油！你一定会心想事成。——陈东旭”

我被这几行字震撼了。

那是一个下午，因为初三学生模拟考试占用了我们的教室，我提前回到了家里。落日的余晖从窗户上塑料纸的漏洞里钻出来，打到信纸上。那张信纸质量很好，页眉处还印着墨绿色的花边，以及“Best Wishes”的花体字。我反复读了好几遍，直到胸口隐隐约约有些压抑。

这还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分道扬镳”这几个字的分量。

三

过了两天，我在校园里碰见姐姐，她正抱着一摞作业赶往办公室。她身材苗条，校服被风鼓起来，像是只有一身衣服在行走。我犹豫了一下，追上了她。

“姐……你那里有没有新的作业本，给我一个。”这其实是我临时编的理由。

姐姐愣了下神，随即说：“你在我们班门口等着我。”

我偷看她的表情，看她有没有刻意压制的忧伤，眼睛有没有红肿的迹象。出乎我的意料，她眼神木然，一点看不出伤心。我扭头去她教室门口，像看电视时期待撕心裂肺的剧情却偏偏遇到反转，惶然失落。

姐姐最终以很高的分数考到了重点高中。录取那天，爸爸兴高采烈地从集市上割了肉提回来，给她庆祝。

那年的暑假很长，也很炎热。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我正要去睡午觉，刚刚还晴朗的天空突然飘起了雨点。雨点越来越密，还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我和爸爸站在大门的屋檐底下，望着哗哗落下的大雨出神。姐姐在屋里读一本厚厚的《射雕英雄传》，那是她从同学那里借的。她的房间就在大门旁边，敞着门，从大门口看过去，她正坐在床上读得津津有味，两个膝盖撑着书，右手在白净光滑的腿上轻轻滑动。

这时一辆农用三轮车拉着一车西瓜突突地开过来了，车上坐着一个男生。开车的男人和那个男生都被雨淋得浑身湿透。爸爸招呼他们过来避雨：“歇会儿再走！”

那男人把三轮车停到我家门口，跑过来给爸爸递烟，聊了起来。那个男孩应该是他的儿子，站在一边，有些手足无措。姐姐大概是好奇，突然从武侠故事里回过神来，看到那个男孩的背影，惊讶地叫了一声：“陈东旭——”

我和那个男孩同时被吓到了。他正是那个照片里的瘦高个男生，他脸上的木讷我一下子就猜到了。陈东旭朝姐姐房间里走去，一时间张口结舌。爸爸和开车的男人抽着烟，斜着眼朝他们俩瞥了一眼。在这么一块巴掌大的镇子里，同学相遇大概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他们几乎同时回过头，又继续聊起天来。

我偷偷观察着姐姐和他。两个人显然都有些不好意思，这么多人在场，姐姐不可能把门关上，她的脸烧得红红的，也不请陈东旭坐下来——事实上，她的房间里没有一把凳子，除了床上也无处可坐。姐姐坐在床上，有一句没一句询问对方学习紧不紧张，当年的同学都去了哪儿。陈东旭站在那里，问一句答一句，像个仆人一样。

雨很快就停了。陈东旭的爸爸喊他上车，一边对我爸说：“这一车瓜还不知卖不卖得完。”说着要抱两个西瓜送给我们，爸爸再三谢绝了。

姐姐站在我和爸爸后面，远远地看着陈东旭爬上三轮车，坐在圆滚滚的西瓜上面。他朝姐姐挥了挥手，努力做出微笑的样子。我想，那大概花掉了他所有的勇气。

发动机突突地响起来，开车的男人吆喝道：“拿麦换瓜——”车子溅起地上的水花，很快便走远了。我和爸爸转过身，姐姐已经先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东旭。我没想到，这也是姐姐最后一次和他的会面。

四

后来她告诉我，两个人不在同一所高中，学习紧张，根本没碰到过。在她读高一下学期时，听以前的同学提起，陈东旭转学到了安徽省。好像是他的一个亲戚在安徽，那里的高考分数线低一些，于是把他的户口迁了过去。

后来，他考到了天津一所很不错的学校，毕业后去了某地的电力部门工作；而姐姐则留在了本省的大学读工科。

两个人再次联系，是陈东旭辗转通过几个老同学要到了姐姐的电话。好像也没什么太多共同话题可聊，他们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中挂了电话。

不过，姐姐每次过生日，陈东旭都会给她发信息，她回复“谢谢，你最近怎么样”，那头又陷入长久的失联状态。

“就这些吗？”我听完她的转述，觉得很失望。

“哦，”停了几秒钟，她突然笑起来。“前年冬天，有一次半夜了，他老婆突然打电话给我，怒气冲冲地说：你就是张小娟？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魔力，能让东旭喝醉了酒喊你的名字。”

我和姐姐一起哈哈大笑起来。老实说，大概姐姐自己也不相信她还有这样的魔力。高考报志愿时，她谨慎地填报了一个稳妥的学校，读书期间认识了一个平实可靠的男生，结婚、生子，一切都没有逾越“标准人生”半步。

她甚至有些无趣，不化妆、不打扮，周末的时候窝在家里看肥皂剧，出去看场电影都觉得奢侈。很少几次，她关掉电视的时候突然叫一句：“人生啊——”我等待着她发出什么高谈阔论来，然而并没有。她转身去了卫生间，拎出拖把，打扫房间。

去年暑假我回老家，正赶上父母修缮房子。一些废旧的杂物、书籍被我妈拉到废品收购站卖了。我打电话给姐姐，她在那头几乎要跳起来：“我房间里的相册，还有贺卡！信件！你赶紧找出来，帮我保管好。”

我在她原来住的那个房间里翻了半天，除了一堆生锈的发卡、两条旧裤子、几本《教材全解》，什么也没找到。后来，她打电话过来，急切地问：“找到没？”

我颓丧地告诉她：“没。”

她顿了一下，似乎想要说什么。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孩子的哭声，她匆匆地说“好吧”，就挂掉了电话。

作者张猛，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