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所注的《诗经》在《诗经》研究领域有着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但他的注解并非完全无懈可击。比如，我对朱熹所注的《卫风硕人》并不认同。事实上，学术界对朱熹注解的质疑声浪一直不断，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见有人对对朱熹注解的《卫风硕人》有任何质疑。基于此，我不揣浅陋，就朱熹所作的注解提出我的异议：

异议之一：朱熹认为此诗的第二段用的是赋的手法。朱熹注曰：“赋也”，又曰：“此章言容貌之美，犹前章之意也”。我认为，此一节主要的手法并非赋，而是比。

关于《诗经》的基本表现手法，前人归纳有三，即：赋、比。兴。朱熹对这三种表现手法有比较权威的解释。咱们不妨先看看朱熹是怎么说的。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意即赋就是直接描述事实，这是《诗经》中最重要的写法。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所谓比，也就是比喻的意思。

至于兴，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引之辞也。”

根据朱熹对比所做的解释，看看此诗第二段的原文：“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 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前四句分明就是比喻手法。充其量，也只有后两句似可理解为运用了赋的手法。我深感疑惑的是，作为一代大家，朱熹何以对如此明显的比的手法的运用视而不见，而笼统地视作赋呢？

异议之二：诗的第三节“硕人敖敖， 说于农郊”一句中农郊一词当作何解。朱熹注为“近郊也”。我认为此一解不免简单了些。纵观此一节，当在表现婚礼隆重的盛况，何以提及一个并无具体地名的近郊呢？由于没有更多的资料支撑我的质疑，我只好大胆猜测了。联想到吾乡婚礼中有“拦亲”的婚俗，我揣想农郊当不是如近郊那样仅仅是泛泛提及的抽象之所，它应该对婚礼是有某种意义的具体的地方，承载着某种婚俗。只是这种婚俗早于两宋时期已经失传，故而朱熹只好做了这样望文生义的解读了。

异议之三，该如何理解诗的最后一节。朱熹注曰：“赋也”换言之，在朱熹看来，此一节只是直接铺陈叙事。但我认为，这样解读根本没有准确把握诗歌这一体裁的特点，而所注与诗歌原意，更是南辕北辙。而后世的《诗经》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因袭朱熹的注解，不敢提出新见解，以讹传讹，以致谬解流传至今，不无遗憾。

这一节的原诗如下：

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 鳣鲔发发， 葭菼揭揭。庶姜孽孽， 庶士有朅。

对这一节，朱熹有较详细的注解。对前四句，做了必要的训诂之后归纳道：“言齐地广饶。”对后两句，朱熹归纳为：“而夫人之来，仕女姣好，礼仪盛备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我认为，前四句即使有齐地广饶之意，也并非诗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何以言之？庄姜既已入卫，为何又转而写齐地风物。如此解释，不免让人心生疑窦。有论者为朱熹此一解打圆场，说此诗在这里用的是插叙手法，写庄姜回忆出嫁途中所见之境，表达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不能不说，此一说实在勉强，很难成立。全诗基本上是全知叙事角度，何以这里突然以庄姜作为叙事角度。不是说诗歌不能变换叙事角度，至少必须有变换叙事视角的理由吧。而恕我愚钝，实在看不出这之间到底有何理由不得不变换叙事角度。

后两句庶， 庶士究竟是何意，后世学者基本上承袭朱熹的注解，认为是庄姜陪嫁的男男女女，无非说庄姜陪嫁来的男人们如何勇武，女人们如何美丽。有论者更是言之凿凿，说这里用的是衬托手法。实在是似是而非。

前面章节，对庄姜已经做了充分的描写，还用的着陪衬人物上场吗？一定要陪衬，那也是陪衬人物先上场，主要人物后出现。这样才有衬托之效。而主要人物都已经做了极为充分的刻画，再出现陪衬人物，无异于画蛇添足。

比如《老残游记》里白妞说书一节，陪衬人物黑妞先上场做充分铺垫后，主要人物白妞才上场，其高超的说书技艺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再如《三国演义》里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一段，也是先陪衬人物后主要人物。此一片段想必都烂熟于心，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所谓陪衬之说，实属牵强，并无说服力。

那么，到底该如何解读这一节的诗意呢？我认为，解诗一定要遵循诗歌体裁的特点，诗歌重在抒情而非叙事。即使是叙事诗，抒情仍是重要手法。诗歌另一特点就是想象力丰富。而诗的这一节，恰恰表现了诗人天才的想象力，然而朱熹的思路很显然与诗人的想象没有合拍，故而做了这一违背诗意的解读。

所谓河水洋洋以下，并非描写实景，而其中是蕴含着巨大的隐喻力的。这是我与朱熹所注的最大分歧所在。具体而言，河水流淌声，捕鱼时的热闹氛围，在在暗合了婚礼之后卫候与庄姜的鱼水同欢的情景，只有如此解读，才深得此诗的意境之妙。

而“庶姜孽孽， 庶士有朅。”在我看来，并非是庄姜陪嫁的男女奴仆，而是庄姜所生的儿女们。这分明是祝福庄姜多子多福。婚礼上这样的祝福不是很合理的吗？为何朱熹之后，诸多专家们都囿于朱熹所注，而不能联想及此呢？

这里不能不提及一个关于庄姜的八卦故事。据说庄姜美而无子，婚后受到卫候的冷遇。我并不喜欢这个八卦故事，它的出现，对此诗所表现的意境，实在是有失风雅了。至于这个故事的真伪问题，当是历史考据的内容，与解读此诗，并无多少正面意义。

我想，可能是这个八卦故事太有影响力了，所以使得朱熹甚至后世学者们都没有理解到祝福庄姜早生贵子这一层很自然的意思上来。这说明，一段跟诗歌无关的八卦故事，有可能对诗歌的解读带来负面的意义。

概言之，正是朱熹这一注解，导致后世对本诗的理解极为混乱。也正因为这一混乱，导致我开始质疑朱熹注解的合理性。当然限于学识浅陋，我所做的解释未必是正解。但对前人的观点，应该敢于提出合理怀疑，并努力得出新的观点，这应该是后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权力，不如此，进步何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