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昆嵛山的东麓有个村子，村里百姓目不识丁，民风粗野。有几年庄稼接连丰收，村民们一合计，既然手里有余粮，不妨请个先生来教村里的孩子读书识字。
附近的人都知道这村子民风不好，无人愿意应聘。一直到了麦秋时，才有个外地读书人途径此地，双方一交流，意愿相投，读书人就收下村民的见面礼，在村中设帐教书。
《诗》曰，“美教化，移风俗。“但教化的力量在这个村子却失灵了。村中子弟大多近20岁，从小缺教养，少规矩，骄悍不驯，老师没办法，只能用土办法驯服，就是挨个用棍子打。
这些野惯了的孩子哪能受得这气，就回家告状，村里老少爷们一商量：“这个先生，吃我们的饭，拿我们的钱，还暴打我们的孩子，如此不知礼义之人，不揍他留着干嘛!”于是纷纷带着孩子找到私塾，大人们在门外放风，学生进屋殴打老师。
文弱的先生自然没有抵抗力，被打得遍体青肿，面目损伤，衣服还被扒了。即便这样，村民们还不解气，有人建议把先生绑到凳子上，扔到村外的庄稼地里喂野兽，当然这提议没被采纳，最后决定把先生关在屋里，每天给一顿饭，等伤养好了，再赶他走。
这场由教师体罚学生引发的惨案，对老师来说，可谓是奇耻大辱！
后来幸亏有个游塾儒生路过此地，赶紧报了官，先生才得以解救。双方被带到县衙，经过审讯，县令认为事实清晰，决定各自的错误各自承担，于是各予杖责。先生打学生自然有错，家长和学生打先生，更是大错。县令不偏袒教书先生，体现了法律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乱施私刑的家长和学生进行责罚，同样也体现了司法权威——教师犯错，应由官府处置，而非滥设私刑。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
虽然村里大部分人都参与殴打老师，却有一个孩童并未动手。县令问他：“你父亲没命令你去打老师吗？”孩子却回答：命令是命令了，但哪有学生殴打老师的道理？县令听闻此语非常欣慰，认为这孩子是“山坡地上的一棵豌豆苗”，非常可贵，嘱咐他千万别放弃读书。最终这孩子好人好报，成为秀才。
这段发生在清朝的“师生关系”故事，放在今天仍然鲜活。
“教学相长”“和谐的师生关系”是理想状态，但总会有桀骜不驯的学生，也有教育手段粗糙的老师。犯错受到责罚，本无可厚非，但法治的时代，只能交给制度和法律去裁决。犯错的学生，老师只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惩戒，对于犯错的老师，家长可以通过合理渠道申诉。有了制度的约束，每个人就有了行动的红线，保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
电影《夏洛特烦恼》中，学生都不喜欢一个姓王的老师，觉得他妄为人师，于是就有了一场学生在教室打老师的剧情。后来学生遇到了黑社会，王老师却挺身相救，于是学生对老师刮目相看，最终师生双方冰释前嫌，情感上达成了和解。电影传递了正向的价值理念，师生关系由误解到化解，令人欣慰。
去年，一段辱师的视频流传甚广。一位自称常某的三十多岁男子殴打自己的初中老师，据了解，该男子该上学时，家庭经济困难而被老师瞧不起，时常遭受老师的殴打与羞辱。事发当日他拦下骑电动车的初中老师，对其进行殴打并让朋友拍下视频发布在网上。
对此，有人反对，有人叫好。叫好者认为老师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反对者则认为过于暴力。无论孰对孰错，对老师来说，人格受到的侮辱远比身体上的疼痛更为痛苦。师德失范的老师，固然应受到责罚，但显然不应来自学生个人的暴力手段。
尊师重道的原则在任何时代都意义。唐代中期，整个社会仍受魏晋门阀制度的影响，上层子弟无论品行学识如何，均能做官，整个社会风气，不尚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但有个叫李蟠的孩子，却坚持从师学习，这让他的老师韩愈大为感动，于是写下《师说》一文赠给他。
历史风云变幻，城头的旗帜在变，土地上的人在变，但总有一种行为标准，能超越具体的时代、环境、场景而高悬头顶，像神明般约束着人们的生活。昆嵛山下那个村子，纵然民风彪悍，但小孩童内心善的种子却并未干枯，并外化为正面的道德感。目光低浅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人事，看不到神明的凝望；目光向上，才能懂得敬畏。懂得敬畏，才活得有规矩，有样子，有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