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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这件事上，我时常感到自己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我每天都在阅读。无论是出于功利的考量还是自我满足，对那些令我受益匪浅的作者，我实在感到无以为报。我之所以会感到“无以为报”，是因为我眼下实在没能写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足以抵偿我从他人的文字中所获得的收益；即使有，也只是埋藏在满是灰尘和霉菌的笔记本中——客观上说也就是没有任何价值了。

对于身边的经济学同行来说，我应该算得上是较为“不务正业”的了，至少在阅读方面是如此。除了常规的专业阅读之外，历史、哲学、文学等书籍，我都会尝试去涉猎——例如，最近我正沉迷在博尔赫斯那如梦话和迷宫般的语言之中。或许会有人觉得我是在吹嘘自己，但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小学生或中学生而言，这或许还算得上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但对于一个打算专精于某个研究领域、并以此糊口的成年人来说，按现实的看法，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务正业”的人了。如果“读”和“写”意味着我个人的投入产出状况，我觉得社会上的所有人似乎都在审视着我的这份“财务报表”，同时用稿酬收入、发文数量、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对我严刑拷打。生活的磨练使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些现实，因此越是宽泛的阅读，越是加重我的负罪感。这确实就是我真实的感受。

经济理论的“理智”或许会嘲笑我：我这纯粹就是在无病呻吟，因为即使我这么说，“读”与“写”的市场也是“均衡”的——我为自己阅读的文字支付了应有的价格，写作者并不需要关心他自己写下的文字是否令我有所产出；此外，只要我的收入足以支付我的阅读并且有所剩余，那么我就永远不能说我的阅读是“没有价值”的。即使作为阅读者本身，也无法得出这一结论。

因此，我打算探讨的问题其实很浅白：假如外部的评价将我的许多阅读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定义成“不务正业”，我是否该继续它们？我是否能找到一种价值，使我感到应该将他们继续下去？换言之，我试图解决的，纯粹是个人内心的困惑，而不是一个牵涉他人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指向的从来都是“自我”，而不是社会中一般性的、抽象的“人们”；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也只能是个人心迹的表露而非对他人的劝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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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认为，与写作相比，阅读是一件容易得多的事情。这种观点很容易理解：只要会认字，并且对特定领域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有一定程度的熟悉，阅读就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做到的；但是，如果要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清晰的字句，尤其是要增添新的知识而非单纯重复他人的想法，那么，不管是身处哪个领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受过一定程度的写作训练，不容易做到。此外，“读”的功效不容易验证，谁都能够宣称自己“读”过某份文本，甚至发表一些能唬住外行人士的见解；但相比之下，敢于宣称自己是某文本的作者并勇于接受他人的审视，就要难得多了。因此，总的来看，“阅读”似乎比“写作”的门槛要低得多。如果这种观点是无可争议的话，那么，我“不务正业”的阅读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了；这种自我陶醉的阅读方式，甚至也没有了自我探讨的价值，只不过是抛弃理性的深思熟虑而在自我放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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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最直观的感觉在不断地说服我，试图劝我坦然接受这个“现实”，认下“不务正业”这个板上钉钉的罪名，但是，苟延残喘的理智却仍像不屈不挠的残垣断柱一样，极力地支撑着我为“阅读”这个抽象物建造起来的、即将倒塌的神庙。我告诉自己不能这么快就屈服。为求内心的平静与安稳，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再对此观点好好审查一番。

在仔细考察了前述观点之后，我发现，这种观点对“读”的理解，似乎尚有商讨的余地。在前述的观点中，“读”好像只是单纯意味着理解词语和句子的含义。而实际上，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不能赞同这种对“读”的过于宽泛的解释。人们在电线杆上、在公厕墙角也能“读”到各种各样的“牛皮癣”。如果将这种“读”也纳入到“阅读”的含义中，那么确实，“阅读”是在廉价不过的东西了。如果将“读”与“写”比喻成经济学里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那么，接受文字并对其中的含义进行理解，只是最初的一步，距离“写”仍有漫长的征途。我们应当将“读”的界限划在“读”与“写”中间的哪个点上？“读”与“写”之间是否还存在别的东西？这是个紧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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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的阅读方式，都意味着文字映落在我们的双眼，但并非所有的文字都会触及我们对这些世界的理解。不论粗糙或精细，我们心中总存在一台刻画这个世界的运行仪，使我们能够穿透五彩斑斓的现象、越过它们的谱系与分类，观潮到在其背后运转的东西。写作，简单来说就是将我们透过这架“运行仪”观察到的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诗人使用意象和隐喻，而科学家则使用数学和斩钉截铁的逻辑。因此，“阅读”要变得有意义——不论是按外在还是内在的标准衡量——就必须多多少少调整了我们内心的这架“万物运行仪”。至于我们怎样向他人描述这架独一无二的“万物运行仪”及其运转形态，则是“写”而非“读”的任务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要使心灵中的万物运行仪得到调整和变得更加精确、要获得这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阅读“体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在“阅读”这门学问上登堂入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跨过高大的门槛。尽管我也愿意相信“每个人都能阅读，每个人都应该阅读”这种振奋人心的口号，而我时常也会被这些标语激励和感动到，但我还是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不经过刻意的训练以及忍受无数痛苦的弯路，我们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一行诗句，和阅读电线杆上的“牛皮癣”，将没有任何的区别。

如果阅读真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与每个人心灵中的“万物运行仪”完全无关，那么事实上，我们将根本不需要阅读。我们只需要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他负责完成所有能想到的阅读工作，然后把韩愈、苏轼、Yeats和Borges等数不清的作家要写的文章，统统包办了；又或者干脆安排一个全能的官僚机构，给我们每个人都安排好详尽无遗的阅读计划，然后指派谁成为韩愈和苏轼，谁来当Yeats和Borges，谁又只能成为一无所知的白痴。简单来说，如果阅读真的那么简单，与个人毫无关系，那么将“阅读”国有化，就是最好的选择了。这听起来很荒唐，但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干着这种把“阅读”和“写作”国有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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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已经找到了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我是否已经为开脱自己“不务正业”的罪名找到了足够的理由？我不清楚。我觉得还远需要更细致的讨论。不过，我相信我还是找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虽然外在的评判标准会对我们哪些阅读“有用”、哪些“没用”指手画脚，但如果接受了我对前面关于阅读意义的解释，那么阅读就永远是纯粹个人的事情。

我们心灵中的“万物运行仪”是否因阅读而发生修正，我是否试图通过阅读来寻求并实现这种改变，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评判；更何况这种自我判断、这种极其精微的自我反省，即使对自己来说也是无比困难的事情！总之，赋予“阅读”以任何具体的、公共的神圣形象，并用庞大的公共机构来维持这一形象、鼓吹其“社会意义”，都不能让我们顺利回答“阅读”之神向我们每个人提出的、最根本的质问：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即使它看起来是“不务正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