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一家,王者无外——古代王朝理想天下秩序中的地缘战略选择

蛮夷居边,屏藩中国,同时也接受中国先进文明的教化。天子居天下之中,上承天命,治理天下。这种四海一家,王者无外的天下秩序可谓理想政治图景,也构成我们对古代历史进程的一般印象。这背后,又有着古代王朝怎样的地缘战略选择呢? 得中原者得天下。定鼎中原是古代王朝崛起的必经之路。 得益于宽广的平原、深厚的黄土和雨热同季的气候条件,黄河流域尤其是洛阳盆地在古代是最适宜耕作的地方,这里诞生了东亚地区最早的文明。在之后的数千年里,这里一直作为文明的输出地,引领着周边的发展。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称“华夏”,所居之地为中国。华夏和蛮夷、中国和周边一起构成天下。
随着文明的扩展,许多以前的蛮夷也融入了华夏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至少到西周时期,秦还在为自己的“西戎”身份愤愤不平,南方的楚则直截了当大声喊出“吾蛮夷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他们都成为了华夏的一部分,中国的范围扩大到长江流域和关中地区。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古代中国版图初定。 对照秦朝版图,东边是大海,北边降雨量太少,西南雪域高原气候太冷,南边虽然雨热资源丰富,但是几乎都是山地——整个东亚地区最适宜农耕的地区基本已被秦朝纳入囊中。

工业革命之前,先进文明基本都是建立在农耕和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由于古代中国占据了东亚最大的一块适宜农耕的地区,所以这里有着该地区最发达的文明、最多的人口、最丰厚的财富。 几千年来,历朝历代无不把这里视为天下的根本。天下大乱时这里是争夺的目标;王朝建立后,这里又是统治的基础,一般直接设置郡县治理。 不同时代,各个王朝疆域有大小,统治重心也在中原、关中、北方、江南有所变动,但始终都在古代中国范围内变动。 文明昌盛之地亦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原王朝的地缘战略困境 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真理。纵观历代中原王朝,追逐的目标无非就是定鼎中原。就算是比较强大的王朝,其直接控制的地方北至河套地区,东北方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西北河西走廊和西域,南方到达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这基本就是古代农业文明所能到达的极限。超过这个范围,因为无法耕作,“得其民不足以驱使,得其地不足以贡赋”。这样的苦寒蛮荒之地,自然让人兴致索然。因此中原王朝主动向外扩张的内生动力不足。

但反观周边各部族,他们对中原地区的渴望和占有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动力。站在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由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本身,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些周边部族很难完全自给自足。一旦遇到灾害或是中原内乱,大举入侵劫掠就是很自然的行为方式。我们现在说“打秋风”、“秋后算帐”、“多事之秋”,其实就带有对久远历史的遗传记忆。 秋天的北方草原,经过一整个夏天丰美水草抚育,正是秋高马肥。但严冬将至,必须为度过漫长冬季储备一些物资。而此时,农业地区正是收获的季节。所以,南下中原劫掠几乎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一年一度的盛事。 面对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原人民觉得是无妄之灾,上战场常是悲壮无奈之举;而对于北方游牧民,则常常欢欣鼓舞,兴致高昂,人家觉得这事挺正常。 不但对于战争的态度有差别,游牧民族由于游牧生活方式带来的机动性,在军事上可以说占尽优势,而中原王朝往往只能固守城池,被动防御。

一些强大的王朝选择主动出击,但效果有限。汉武帝与匈奴鏖战一生,也没能彻底解决北方边患,反而耗尽几代家底,落得海内愁苦,最后不得不通过《轮台罪己诏》,实行政策转型,才延续了几百年国祚。明成祖五次远征漠北,最后死在御驾亲征的途中,也免不了后世遭遇土木之变,若不是于谦奋力一搏,王朝可能就此覆灭。 一两次决定性的会战可能会重创某个桀骜不驯的部族,但游牧民正如离离原上草,只要不对草原实现直接的控制,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千年来,北方始终不断有新的游牧政权崛起,从匈奴、鲜卑,到突厥、蒙古,其组织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难对付,以致两次华夏陆沉。 实际上,每一个中原王朝的覆灭,都或多或少带有外部压力的影响,这也是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地缘战略困境。  四海一家,王者无外。古代条件下,中原王朝地缘战略选择的最优解 占有最繁华富庶的中原,却随时面临最大的外部安全威胁,这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地缘困境。而解决的方法,直接控制不但成本巨大,实际带来的效果也可能不是胡人汉化,而是汉人胡化。军事打击在王朝强大的情况下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不能总是有效,也不能彻底根治。 此时,如果我们回到古人心目中四海一家、王者无外的天下秩序中,则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因为这里面其实蕴含了中原王朝地缘战略选择的最优解。 古人的地缘战略论述,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国一地的狭隘范畴,他们的政治理想往往立足于“天下”、“万世”这些比较宏大的概念。古人很早就明白,周边不靖,中国难治;天下不安,中国难安。 因此,那些强大的王朝,都是把中国视为根本,同时也把华夷视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框架下构建中原王朝主导的天下秩序。 古代天下秩序,离不开羁縻、册封、朝贡等重要概念。 羁縻,其核心不在于手段上的恩威并举,而是实质上对于一些直接治理起来难度很大的地区,采用间接治理的手段,用最小的成本,保持他们对中原王朝的臣服,并在与中原文明接触影响的过程中,逐渐纳入一体化进程。 册封,是对藩属国政治合法性的认定。这种合法性首先来自于对中原王朝的臣服,那些别有企图的人自然不会获得中原王朝的承认。而没有合法性,那么权力的竞争者就成为中原王朝的天然盟友,大大减轻了中原王朝的战略压力。 朝贡,在古代是开展贸易的一种形式。中原王朝因为在物质方面无与伦比的优势,天然地掌握了朝贡贸易的主动权。这实际上是经济手段在地缘战略中的运用。 总而言之,古代中原王朝通过四海一家、王者无外的天下观,构建了一套以中华先进文明为基础的天下秩序。这种天下秩序,既是一种充满理想化的政治图景,也实际上避免了中国和周边部族陷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死亡博弈,使中原王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也构成了古代地缘战略选择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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